国际银行业流动性监管新框架及启示

巴塞尔委员会于2014年1月基本完成对流动性监管框架的修订工作,较之2010年公布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做出许多重大调整。新的监管框架在降低流动性监管标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扰动、强调流动性资产质量、突出储蓄存款在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体现出新的监管理念。依据新的监管框架和监管理念,我国应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应根据市场指标的标准纳入新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进一步夯实储蓄存款基础和审慎开展同业业务。     

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

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开始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非现场监管。近年来,非现场监管指标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非现场监管的要求,须要增补和修改,使之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和财务结果。银监机构要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状况,并依据监管结果,不断完善监管指标,提高非现场监管效率。     

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动因、模式与影响研究

监管资本套利产生于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作为巴塞尔协议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非常迅速。本文回答了三个逐层递进的问题:商业银行是否会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商业银行如何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商业银行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最后依据结论的政策含义,向监管部门提出了相应的参考建议。     

解读巴塞尔流动性风险监管新指标

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日常经营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流动性风险是次生风险,但由于其对商业银行的支付能力和经营持续性会产生更直接的冲击,且缺乏统一的度量标准,因而国际金融界对其监管标准一直争论不断。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12月颁布的《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以下简称"巴Ⅲ")建立了适用于国际活跃银行的全球流动性最低标准,其核心内容是两个流动性风险监管新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该框架涵盖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外各项产品,有助于监管当局全面识别银行短期和长期流动性风险趋势。2011年5月,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正式将上述两个指标引入中国,与原有的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比例和流动性缺口率等一同构建了多情景、多方法、多币种和多时间跨度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体系。这对于稳步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并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回顾了这两个监管新指标出台的背景,并对两个指标分别进行解读。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力与监管制度的构建

本文通过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指出金融监管制度的功能不应仅局限于约束功能,还应该具有激励功能。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而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与我国过于强调约束功能的金融监管制度则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监管过度、制度冲突和监管组织框架等问题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应通过加强行业自律、优化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和改组监管组织框架,构建一个更加具有激励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监管制度。     

资本监管、股权结构与银行核心资本调整——基于我国152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

"中国版Basel III"的实施重新确立了普通股在资本监管中的主导地位。本文着眼于银行的权益资本融资,通过我国152家商业银行2001—2012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银行核心资本调整行为的特征及股权结构对其产生的影响,寻求未来资本监管机制的对策。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目标核心资本比率,当现实核心资本比率偏离目标水平时,向上调整的速度总是低于向下调整的速度,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民营控股或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会进一步强化这种非对称性,而中央政府控股或地方政府控股的股权结构则会弱化该特征。最后,本文从政府控制和银行内部治理的视角为监管当局在Basel III的框架下分阶段、分内容、分个体地实施差异化资本监管提出了政策建议。     

通胀压力下加强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必要性与对策

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形势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挑战和发展压力,而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和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迫切要求对商业银行加强会计监管,要求建立以政府会计监管为主体、社会会计监管为重要补充、内部会计监管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监管体系。     

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非现场监管是现代中央银行实施风险监管的重要手段,对于进行商业银行风险评级、风险预警以及指导现场检查都有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在制度建设、指标设计、技术运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就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非现场监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和建议.     

基于监管指标下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分析

从商业银行诞生开始,收益与风险就共同伴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商业银行追求的最终目标是高收益,但是高风险却是商业银行为了取得高收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风险的发生和进一步恶化会对商业银行的盈利造成侵蚀,甚至对它的生存造成威胁。有鉴于此,文章从商业银行的地位、概念、特性以及相关监管指标的理论基础上,以某商业银行数据为例,对其部分的监管指标进行计算分析,并且提出有参考性的解决意见和建议,以达到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日趋完善以及我国银行业的长期稳步发展的目标。     

中国资本监管制度及监管指标的现状与问题

本文详细而系统地总结了目前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主要框架和监管要求,梳理了中国银行业风险监管指标体系的现状,对部分监管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指出部分监管指标在监管实践中存在着指导意义不强、重复监管、指标繁多等问题,建议对现有银行监管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精简,并结合巴塞尔Ⅲ最新改革动向和中国资本监管改革趋势建立新的监管指标体系。     

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非现场监管是现代中央银行实施风险监管的重要手段，对于进行商业银行风险评级、风险预警以及指导现场检查都有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在制度建设、指标设计、技术运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就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非现场监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和建议。     

杠杆率监管及其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研究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0年底推出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对风险不敏感的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补充工具。2011年6月,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建立了我国杠杆率监管的总体框架。本文分析了杠杆率监管的优缺点:杠杆率监管有助于规避模型风险、提高监管工作效率、遏制资产规模过度扩张、减少监管资本套利机会;但在监管的公平性、银行的营利性以及顺周期性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测算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以及资本充足率,并对杠杆率监管在我国的实施提出了建议。     

多重代理视角下的商业银行监管与治理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制度饱受质疑。由于传统的委托代理机制的存在,商业银行高管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违规行为屡见不鲜,凸显了当前公司治理框架下的监管和高管激励契约设计上的漏洞。因此,如何通过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和治理,对于商业银行实现盈利性目标和风险控制双重目标至关重要,也成为我国政府推进金融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从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看我国银行业风险监管的发展

巴塞尔委员会在 2 0 0 1年提出的新资本协议框架在征求意见之后 ,将逐步在全球推广。我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 ,中国人民银行也必然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这就要求我国的中央银行将用这一标准监管国内的各类商业银行。因此 ,及早针对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采取措施 ,才能使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适应国际金融业风险管理发展和我国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需要。     

国外商业银行监管研究及启示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跨入第四个年头,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在引导我国商业银行完善风险管理机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商业银行业增加国际竞争力的工作中,有必要继续借鉴国际上商业银行监管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和监管机制的进一步创新.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临界点模型及常见管理误区

贷款损失准备的管理是银行资本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监管的重点。本文从会计与监管两方面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管理规定进行比较,提出拨备监管指标管理下的内在规律,并对实务中银行管理层关于贷款损失准备常见的误解进行分析,希望对银行拨备管理人员有所启示。     

博弈视角的银行监管成本与收益分析

引言 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对我国银行业中监管机构、商业银行在监管与被监管,商业银行合规经营与违规经营的策略选择和行动方案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与商业银行进行博弈,从而导致银行监管的成本较高.     

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扩张——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1998～2009年我国175家商业银行的贷款数据,研究了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检验了监管压力对信贷影响的规模差异。研究发现,资本监管实施后,银行依据自身资本水平调整信贷扩张速度,资本水平较低的银行降低了信贷扩张的速度,支持"监督成本"假说。资本约束对信贷扩张的影响存在规模差异,监管压力对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更显著,对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约束作用受到削弱。本文结论为现行的资本监管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差异化监管的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资本充足率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实证比较

运用局部调整模型和三阶最小二乘法（3SLS）,分析了金融危机如何影响资本充足率监管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之间的关系,并首次分析了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我国上市银行在面临资本监管压力下资本水平与风险水平的调整。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强化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效果,但也增强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这与监管当局试图通过资本充足率监管达到维持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初衷相违背。此外,金融危机的发生没有显著影响银行资本调整与风险调整之间的关系。     

从拨备覆盖率看中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监管

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监管是全世界金融管理当局共同面临的难题,拨备覆盖率是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中国银监会监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硬指标.本文立足信用风险理论,在对拨备覆盖率的基本属性及其拨备覆盖率作为信用风险监管指标的内在缺陷进行分析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拨备充足率的概念和建立动态调整的拨备充足制度的监管理念,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理论的充实及其监管水平的提升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