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子分析的陕西省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迁移的显著性和活跃性日益明显,并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文章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陕西省人口迁移的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确定地区经济与教育因素和城市基础设施与环境因素是影响陕西省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回归法探寻两个影响因子与人口迁移指标的关系,发现经济教育因素是人口迁移的内在动力,基础设施环境因素是次要因素,并对如何促进人口合理有序迁移流动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经济人口重心的动态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由北向南,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南北矛盾.90年代中期以后,南北差距逐渐缩小,而东西差距有所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由南北转向东西,人口重心主要在南北方向上不均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人口重心滞后于经济重心的变化,人口迁移的流向是影响人口重心迁移的重要因素.有计划地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间较均衡的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实现人口迁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进分析

笔者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律和特征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运用内生人口迁移经济增长模型,实际测算了近十几年来西部各省区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结果显示,各省区的人均产出与人口净迁移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人口迁移对经济影响的强度有所差别,从整体来看,西南地区净迁移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省际人口迁移伴随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趋同),相反,正是因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扩大,才会形成以四川、新疆、陕西等为流入中心的省际迁移人口聚集地。     

人口迁移流动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

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再分布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为影响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引起的人口再分布影响着迁入区和迁出区的经济发展.为此本文主要对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论述.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策略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连.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最大特点是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不完全、不彻底,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提高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持久性.本文在总结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分析阻碍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主要因素,提出要以户籍为先导、以土地为重点、以住房为基本,减少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阻碍,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导致人口迁移的原因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就业、地区经济水平的高低等等,然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影响着人口的迁移,本文主要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变动以及从城镇化角度去分析研究自治区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并从人口分布是否协调的角度研究了内蒙地区的经济与人口分布的协调性情况.     

中国省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

陈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动态变迁过程,并结合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特征。构建含带人口迁移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人口迁移的内生增长作用机制作出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省域近10年来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特征与变动趋势。二元人口迁移存在明确的动态均衡过程,受其影响,会导致城乡两部门出现产出的一般均衡状态,而这一状态符合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与稳态结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省域间的城乡二元人口净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不同省份、四大区域总体上表现出增长效应递减特征。     

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区域格局——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向、规模以及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人口净迁移是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城市化的整体区域格局;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向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城市化阶段,但行将进入三大城市群周边区域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区域经济发展生产要素分析——人力资本存在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人口流动性变大,基于对优越生活向往的本性,人口逐渐向大城市流动,同时也由短期流动向长时间的迁移转变。生产力的转移导致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很大的分层,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经济发展速度飞速提升,从而使得更多的人才涌向城市,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同时发展缓慢的城市难以留住人才,发展更加艰难。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对人力资本发展的研究十分必要,文章拟通过分析户籍制度改革后人口迁移的变化来分析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迁移率达9.74%,人口流动率达12.33%。人口的迁移流动,以经济因素为主,以女性为多,且迁移流动者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其他人口。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迁移。按城市化发展规律,城镇化发展需要的新增人口数量,低于农村人口外出迁移数,农村人口迁移对城市发展带来很大压力。为了实现人口顺利迁移流动,需要相应的配套策略。     

安徽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引入迁移选择指数概念,利用安徽省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数据,计算了2007-2010年安徽省各地级市的人口综合迁入指数、人口综合迁出指数、人口净迁移指数和各地级市间的人口迁移选择指数,并建立了关于人口净迁移指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着重从迁出地、迁入地和迁移流的视角,揭示了安徽省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规律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环省会迁出圈”、“皖南迁出区”是主要的迁出地;“省会迁入区”、“马芜铜迁入区”和“两淮迁入区”是主要的迁入地.省会合肥和“马芜铜”沿江城市带是人口迁移强度最大的区域:在空间上,它们呈现出“点—轴”形态;省会合肥的辐射范围覆盖全省,而“马芜铜”沿江城市带是安徽南部地区最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各主要迁入地之间的人口对流较弱.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城市公园数量是安徽省省内人口迁移的重要“推—拉”因子.     

拉文斯坦移民法则与我国人口的梯级迁移

本文重新解读了拉文斯坦移民法则,在对我国移民历史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人口迁移的非经济理性因素占据我国移民历史的主要部分,从人口流动及迁移现象与移民法则的差异出发,解释了农民工收入回流和房地产涨升的相关原因,总结出我国人口梯级迁移的特点,并提出了人口迁移宏观操作的建议.     

京津沪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以2008年京、津、沪、穗四大城市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北京、天津和上海迁移人口的个体特征以及相对于其他省市,三座城市与迁出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上对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讨论了人口迁移对地区间不均衡程度的影响。无论是在个体特征方面,还是受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方面,天津和上海的迁移人口都具有较多的趋同性;北京市由于其特殊的城市功能以及拥有众多优势资源,对高素质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因素对迁移者迁移概率的影响有所不同。     

试论我国目前人口迁移流动的效果分析

时至今日,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但人们关于国内人口迁移和流动在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还有一定程度的混乱,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市、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无固定户口的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在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较普遍采用的关于人口迁移的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     

房价压力、房租负担与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

人口的持久性迁移意愿直接影响人口流向以及城镇规模的变化,要改变中国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关键是引导人口的迁移方向。本文重点研究住房价格对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将住房价格对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细化为购房与租房两方面,采用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等作为变量进行经验研究,结果发现：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对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均显著;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住房的销售价格已经进入抑制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阶段,而住房的租赁价格尚未进入抑制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阶段。因而,可以利用住房市场价格对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来引导人口流向,因城施策合理选择住房保障的范围和方式,使住房政策成为引导人口迁移的手段。     

1990-2013年国际人口迁移特征、机制及影响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迁移呈持续增长态势。利用"2013年全球国际人口迁移趋势"和"2013年经合组织国家国际人口迁移展望"数据,分析1990-2013年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流向、结构等的变动趋势及区域特征,揭示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机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动、国际移民政策调整和人口规模等,以及国际人口迁移对迁入国和迁出国经济发展、劳动就业、财政收支、人口增长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辽东山区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

本文从辽东山区人口的地域分布和人口的迁移趋向入手，探讨了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及副作用，并指出了几项调控人口适宜分布的措施。     

流出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基于流出地的分析

从迁出地(农村)角度出发,利用五普千分之一原始数据,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比较了有迁出人口和没有迁出人口的家庭户的部分特征差异,利用Logistic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分别分析家庭特征对人口迁出及迁出人数的影响作用。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家庭户才会有迁出人口。证明了所提出的假设: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经济活动单位的当今中国,个人的迁移行为,除受个人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移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结构及时空演化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下,文章将以往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分析的时间维度延展至1985—2020年,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对人口迁移网络组织结构及时空演化特征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人口迁移规模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则为主要人口迁出地,且迁移网络呈现显著“小世界”特性;(2)随时间推移,迁移网络分散和空间不平衡程度逐步增强,东北地区面临更严峻的人口外出困境,迁移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先下降后升高;(3)迁移网络结构在1985—1995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北）,在1995—2015年呈三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在2015—2020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部）,北京、长三角地区和广东持续是人口迁入核心节点,川渝地区在2015—2020年成为人口迁入中心;(4)人口迁移网络格局演化是改革开放后经济调整、社会转型、政策利导的经济地理投影。     

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口城市化空间结构比较研究——以江苏和湖南为例

以1982、2000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江苏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湖南人口城市化的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三个年度两省的城市体系从人口角度看均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江苏省城市首位度指数减少,湖南省城市首位度指数增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影响两省城乡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不同,迁移的空间表现也不同。异地城市化在两省都表现突出,江苏省外来人口很多促进了江苏城市化的发展,湖南省迁到省外的人口很多对湖南本省的城市化发展起的促进作用很小。两省城市化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相反:江苏省人口城市化呈扩散趋势,湖南省人口城市化呈集聚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