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地制度改革背景、进程及手段的述评

为了应对农业发展危机,日本开展了一系列农地制度改革。自1945年自耕农制度确立以来,日本先后经历了土地权利移动规制、促进土地所有权转移、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依靠"农业经营体"推进规模经营和加快农地集约利用5个发展阶段。伴随着农地制度改革,日本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并创新设立了一系列农业政策。这些改革措施对于促进中国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破除小农生产格局的艰难探索：历程、成效及原因

以1961年出台《农业基本法》为起点，日本开启了破除小农生产格局的艰难探索。60多年来，以放松农地流转管制、开放所有权转移、开辟经营权流转、实施“认定农业者”制度、扶持“集落营农”以及赋权农地中间管理机构等重大改革为关键节点，日本相继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农地集中的政策法规。然而，日本的艰难探索未能有效破除小农生产格局，地块狭小、分布零散依然是日本农地的典型特征。其深层原因包括：受到农协庇护的兼业农户长期滞留农业生产，政权频繁更迭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地价格上涨推高流转成本，以及农耕文化等多因素影响下的农地流转市场失灵等。日本通过艰难探索得到的启示是：对推动农地集中的复杂性、长期性要有充分思想准备；瞄准目标群体，有序推动离村农民放弃兼业经营；充分调动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性，防范和化解农地流转市场失灵。     

日本认定农业者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认定农业者制度是旨在改善农业经营状况、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营效率的重要农政改革措施。自1993年日本制定并推进该制度以来,政府对认定农业者重点实施了农业经营基础强化资金等低利融资制度、农地流转化对策及支援等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研究、借鉴日本认定农业者制度对我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培育家庭农场方面的启示意义。     

战后日本自耕农主义农地政策的导入及其后果

一、战前日本农地制度的特点及其对农业发展的阻碍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地制度的根本特征是所谓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即对这一“纯粹封建性的”农地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通过实行“奉还版籍”,使各藩领主的原辖版图和户籍交归政府,从而根本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2)通过实施地税改革,确认实际持有者对土地的私有权,从而确立了近代个人土地私有制。由此取得土地私有权的主要是:幕末以来形成的新兴地主,以“本百姓”为代表的广大自耕农以及持有份地     

农地制度私有化的国际借鉴及启示

农地制度私有化是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内容。由于农地制度的初始状态不同,东欧国家农地私有化采取了土地归还、证券赔偿、按人均分三种不同方式。东欧国家农地私有化的进展比预期缓慢,伴随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和波动。东欧国家农地私有化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必须高度重视东欧国家农地私有化进展缓慢,私有化后农地市场发育缓慢、农业绩效不佳的情况,注重培育适宜改革的宏观经济环境。     

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成功实现原因探析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但在农村,寄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日本政府推行了农地改革,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工业对农业的推动与支持,加之政府对农业的干预与调节,都极大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业人口老龄化、土地利用率低、农业各部门发展不均衡等,虽然农业现代化存在一些问题,但它的成绩是主要的,日本由此变成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地制度进行了三次改革,特别是第三次改革,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次改革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加突出,同时有些农民也不愿意被限制在仅有的耕地上.因此,农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一方面积极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要改变农村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发展规模经营,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这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     

地权稳定性与农业绩效、农户经营行为分析

本文从地权稳定性、农地长期投资及农业绩效之间逻辑关系的文献综述出发,利用农地投资回收模型主要分析了农地地权期限对农户投资水平、农业技术选择、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效率与公平权衡中国农地所有制改革,当前最有效率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制,推行使用权创新——土地承包权物权化。     

日本政府推进农地规模经营的成效与借鉴

农地规模化经营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日本为推进农地规模经营,采取了放宽土地数量限制、解除对土地租金的最高限制权、发展有效率和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等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改变小规模农户仍占多数的格局。反思偏差成因,对于推进我国农地规模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战后初期日本向开放经济体制过渡的启示

二战后短短的十年内,日本就实现了从统制经济向开放经济体制的过渡。其中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改革等经济民主化改革以及道奇整顿、夏普税改推动了日本经济向民主和自主发展;同时,《对日本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以及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也为日本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日本政府在国内     

农地流转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农地流转与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探究农地流转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及其背后发挥调节效应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2005-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户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抵押贷款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在此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农户长期投资尚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因此，需稳步推进农地集中流转、因地制宜选择农业机械化模式、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深化农地金融改革和合理引导农户长期投资，从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台湾地区的农地政策及其对大陆农地政策改革的借鉴

台湾地区的农业发展虽然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农业政策,但目标都是提升农业结构,进而促进农业发展,最后提高农民收入。农地制度改革始终是台湾地区农业改革中因应环境演变的核心议题。大陆家庭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动初期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农民平均收入大幅增加,也加速了城市建设发展。但此项制度不利于机械化、专业化大规模经营,农地破碎化严重,难以实现有效的农地抵押与农地买卖,更不利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建立土地经营权乃至所有权的流转机制,有效实现农地整理并确权,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全面构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村家庭承包制完善与创新的用力所在。     

农地确权真的能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吗?——基于制度效力的视角

农地确权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农地确权理论上是能促进农地流转的,从而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农地确权真的能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吗?构建"产权界定、产权实施和制度环境"的制度效力分析框架,基于农地确权制度和农地产权制度的效力生成逻辑得出,确权颁证后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对农地流转的适度规模效应产生决定性影响,并探究制度效力生成的现实约束以及抑制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原因.因此,农地确权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创新农地确权方式、搭建农地流转平台激活农地市场、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信息技术专门人才队伍、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试行“农地出让”新土改的理论探讨

"农地出让"的新土改是农业和农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投资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地出让"的新土改将促进民间投资建设民营农场(农庄),为民间投资开拓了新的投资领域,必将推动民间投资增速的明显回升。提出"农地出让"的指导思想,讨论"农地出让"的改革背景,阐述"农地出让"的改革设计,论述"农地出让"的指导原则,探讨"农地出让"的实施措施,明确"农地出让"的实施阶段,指出"农地出让"的保障措施。     

台湾第二次农地改革对解决大陆农业问题的启示

台湾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农地改革,改革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解决大陆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促进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租佃制度是有效的吗?——对中国1978—2009年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对不完全信息下的土地租佃契约进行研究后发现,所有的租佃契约都是次优的,也就是说,租佃制度本身是效率损失的。对于中国的农业绩效,制度性的因素影响始终是很大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来说明家庭承包制下的中国农业绩效,应用岭回归估计方法在对1978—2009年中国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后我们发现,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导致1993年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既然在现行的农地制度下,中国的农业产出增长缓慢,那么就有必要对现行的农地制度改革。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允许农地所有权的转让和抵押,并通过其他的制度安排来完善农业机械化生产。     

论永包制—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已成为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的主要障碍,亟需改革。土地私有制的改革方案不适合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生态环境。因此,农地永包制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推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农地有序流转及规模经营,并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可行的路径选择。为此,需要按照农地永包制的创设原则,采取渐进式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农地长包制;第二步,实现农地永包制,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创新与完善。     

试论战后日本的经济改革及其影响

谈起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人们总是以经济史上的奇迹而叹为观止。究其原因,国内外学者一直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笔者以为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战后初期一系列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尤其是经济领域里的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诚如日本经济学家正村公宏在其《日本经济论》中明确断言的那样:“离开战后民主改革,就谈不上日本的‘战后体制’,也谈不上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本文试就这场经济改革及其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一初步的分析。     

日本农协面对的改革难题

日本农协在高速工业化时期为保护农业、农民及促进农村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70年代中期之后，曲于农协系统受既得利益影响，政府减少补贴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政策调整目标不仅没有得到落实，农协反而以保护农民、食品安全等理由，不断强化各种保护政策以延缓农地流转的步伐，阻止专业化、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出现，最终导致日本国内农产品成本上升、价格上涨，致使日本农业面临全面衰退的危机。显然，正在逐步推动的日本农协改革将对其农业的竞争力带来直接的影响。     

规模经营、农地抵押与产权变革催生:598个农户样本

以江苏省经济发展有水平差异的10个县市、598个农户为样本观测对象,通过基本的经济逻辑推演,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农地抵押产权改革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农地流入方意愿小于流出方意愿造成供求不匹配是农地流转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农业经营项目的盈利空间的大小对农户土地流入决策有重要影响:绝大多数小规模经营以非农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农户没有农业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而从事农业附加值高的种养殖大户才是农地流入以及农地抵押贷款的真正需求者。以农地作为标的物的金融是有条件的,其金融功能的实现取决于该地的农业结构,即是否存在从事附加值较高的农业经营项目的禀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