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会科学方式诠释中国文化最经典的概念之一,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本文从丧服制度的角度指出,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亲亲"原则,但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而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自我主义"其实是"利己主义",无法展现丧服图中"己身"的意义.通过对丧服体制的研究,我们应该可以进入对中国文化结构更立体的理解.     

“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

“差序格局”是一个尚未精确界定的触发式概念,留下来很多疑问有待澄清。其中三个疑问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差序”除了包含入与人之间横向的亲疏差别,是否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纵向的等级差别？第二,“差序格局”和社会网络理论中的“自我中心网络”概念有何异同？第三,中国人的行为是否可用“自我主义”来概括？本文在评述相关研究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原始文本里存在着“名实分离”的矛盾,从而导致了“是否包含等级制”的种种争论;“差序格局”和“自我中心网络”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圈层性”,将中国入行为概括为“自我主义”会面临很多理论上的困难。     

“差序格局”与会计信息——理论分析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证据

会计信息有用性问题发源于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双方不仅进行着经济交易,而且还处于社会交往之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社会关系会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中国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具有层次性。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和信息披露的实例为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提供了历史证据。     

人缘取向：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关系”实践——兼论“差序格局”的性质再判定

儒家伦理的“义利之辨”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核心张力。由此中国人在既有角色关系义利交织下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常常体现为通过“克己复礼”的“和谐法则”化解名利资源矛盾,以维系相对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伦理化的交往获致关系发展则更多地致力于未来可能有长远利益回报而又不能明确预期之“施报法则”作用下的“恩义负欠关系”建构,以至于彼此相互施报的义利深化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需求法则”的铁哥们式“深度感情关系”。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而趋于弹性动态化自然外推的“人缘取向”,充分展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义利长远阴阳转化的拿捏进退之道,亦即某种中庸式“推己及人”而“义利共生”之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传统。这构成了差序式人伦关系维系及拓展之“差序格局”的本质特征。     

社会支持网对农民健康的影响——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利用2010年山西省农村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基于关系的差序格局,分析了社会支持网对农民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影响。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实际支持、情感支持、社交支持网中,混合性关系均最有利于农民健康,情感性关系次之,最后是工具性关系。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实际支持网中,与工具性关系相比,情感性关系更不利于农民健康;而在社交支持网中,与工具性关系相比,混合性关系更有利于农民健康。研究结果显示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农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

对“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都确认了义务、工具、情感(即义、利、情)三种关系要素。仅有的两个成熟理论模型,分别沿着“情——利”之一维或“情/义”之二维来进行关系分类,且均倾向于将“情”视作“差序格局”的核心性要素。本文则认为,将“情”包容于其中之“义”在价值层面上是“差序格局”之核心性要素,现实中“义利之辨”既紧张又交融的混合关系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张力,且这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决定了关系之“差序”进退。此种差序关系的不可分类性根本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二元关系分类。     

“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一个尖锐分歧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中国人行为的领域中,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梁漱溟所提出的“伦理本位”大概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理论,它们之间既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也有一些深刻的分歧。其中最突出的分歧在于对中国人行为取向的判断,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其行为可概括为“自我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自私,而是“互以对方为重”。本文认为这一分歧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性”大讨论,作为这一讨论的典型代表,“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各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得失之处。     

团队差序氛围对组织复原力的影响——基于情绪衰竭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探讨了团队差序氛围对组织复原力的影响,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收据,并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了情绪衰竭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团队差序氛围对组织复原力有负向影响;(2)情绪衰竭在团队差序氛围与组织复原力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仁”、“义”、“礼”的日常实践：“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

“仁”、“义”、“礼”的儒家思想之“大传统”,与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人情”、“面子”之“小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衔接性与紧张性。就“差序格局”而言,人伦“关系”网络以“仁”作为最高价值理念,其中以工具性资源为主的“人情”实践本质上即为“义”“利”混合的施报过程,以象征性资源为主的“面子”实践则具有比较明显的依“礼”行事之形式主义的“正名”特征,从而形成了工具差序性特殊主义之“人情”实践与象征和合性普遍主义之“面子”实践的糅合。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则可以比较清晰地区分为特殊主义之“情感性关系”与普遍主义之“工具性关系”的不同关系类型。     

孙村的路——“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

本文从关注乡村道路的兴建入手，分析“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在不同历史阶段内各异的社会活动空间。本文把“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视为利益权衡关系。利益权衡的动态性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同时也决定了基层政权必然具有国家经纪体制的特征。这样，我们方可解释为什么在国家基层政权架构前所未有地膨胀的九十年代的孙村，民间权威反而在基层社会舞台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