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对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财税改革的思考

财政制度现代化是一个不断适应时代特征和回应现实需要的动态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进一步完善现代财政制度，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应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国家治理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阶段三大时代背景转换。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逻辑、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实践逻辑重新认识国家在财政中主体地位，重视财政的国家属性，坚持国家在财政中主体地位。现代国家基本要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是重塑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路径上，应将政党—国家的历史使命、符合国情的法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现代国家建构理念融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和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等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之中，实现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

财政改革始终内嵌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有财政理论缺乏将中国改革作为一个特殊过程、从改革发展全局视角对财政改革的逻辑进行探讨,导致关于中国财政理论基础的讨论缺少相应的实践对照和改革语境。探寻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逻辑,是构建和发展中国财政理论在方法论层面的有益探索。本文以40年改革实践的特殊过程为基础,系统梳理了财政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回答"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为理论命题,总结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工具为改革进程承担成本和提供发展激励的实践逻辑。这种归结形成了中国财政理论认知区别于既有财政理论的特殊性,有助于进一步阐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财政关系的实践形态,有助于客观评价40年财政改革绩效、展望未来财政改革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观的继承与发展,是构建契合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财政理论基础的有益探索。     

税收国家框架下的“土地财政”法律制度改革

"土地财政"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土地税收法律制度以及土地收费法律制度。税收国家作为财政国家的一种类型,是指国家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的大方向是税收国家。税收国家的基本宪政意蕴实质上就是纳税人权利的彰显以及政府权力的制约。在税收国家框架下,"土地财政"法律制度亟需改革。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

本文旨在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形式的政治运动和"运动武治理"作为一个整体,印"国家运动"来研究,并力图以政体为中心为国家运动的形成和变异提供一个整体性解释.本文认为,继承革命遗产,并适应推进赶超型现代化的需要,新中国诞生的是革命教化政体.基于该政体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所面临的强大绩效合法性压力,以及该政体所提供的组织和合法性基础,国家能够不时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于是形成国家运动.尽管国家能够根据社会改造需要而不时变换国家运动的基本取向、变革目标或动员范围,但由于目标置换、政治凌驾专业和异化等因素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运动都不可能永续发展,而只能与常规社会治理方式交替发生.随着国家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国家运动在总体趋势上会越来越温和,发生频率越来越低,直至消亡.     

党政科层体系:"制度-关系"视野下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

党政科层体系是中国之制的最主要特征,也是中国之治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关系"框架是对本土研究传统的理论拓展,基于"制度-关系"的分析视角,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立足新发展阶段,还需要持续关注政党治理中的关系悖论,不断深化对反腐败和干部激励等政党建设议题的研究,形成以政党治理优化国家治理的新经验.     

政党-国家网络:挑战东欧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

在比较政党-国家模型看来,改革是政党一国家权力自我再生产与自我破坏的工具。权力分配的特定模式决定了不同的政党一国家在自我再生产的过程中将使用不同的工具,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转型道路。这个方法也揭示了在政党一国家运行和转型的过程中,改革的启动、顺序、速度和政治条件方面的差异的结构背景和动态背景。从这个模型的角度看,本文还指出了现有的比较改革文献在评价改革和改革战略时,由于将改革与改革的体制背景割裂开来而产生的逻辑不一致。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中国模式”:挑战与提升策略

政府主导性渐进式改革依据中国国情,致力于建设发达的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特点与制度保证。已经取得的改革业绩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信号,但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在积累,"中国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仍将经历长期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完善的过程。继续提升改革绩效有赖于制度协调变革的持续推进、恰当定位市场与政府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了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市场化推进以及公民社会培育等几方面的策略选择。     

英国国家卫生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将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放在了重要地位。而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免费医疗的国家,是第一个"福利国家",它的国家卫生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全体国民的生命健康,而且在医疗消费方面体现了相对公平的原则。从国家卫生制度的筹资、医疗卫生提供等多个方面详细介绍国家卫生制度。并将国家卫生制度与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相似处进行比较,借鉴其中成功的经验并对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提出一些意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生性国家理论

"国家"内生性地嵌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本文从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双重视角出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提出"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终点,而"国家所有制"则可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从历史起点到历史终点,国家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功能,而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国家所有制体现的是为宏观调控夯实中观和微观基础的经济功能。"国家"嵌入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此内生性地与经济基础结合在一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以产权变革为先导构建新农村

回避西方近代开创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中不同流派在理论基础、逻辑进展和价值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从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这一共同理论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渊源、以及相应解决思路中的逻辑起点和切入处。     

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定位、路线、障碍与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和深刻阐述。本次大会首次将财政定义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彰显财税体制改革在总体改革中的突出地位。本文基于中国财税改革发展实践,在剖析本轮改革逻辑与规律基础上,对本轮改革的历史定位、改革路径、可能存在的障碍及改革方向进行了研究。笔者认为,新一轮改革勾勒了以预算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调整为主线的路线图,同时也面临体制性约束、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滞后等方面的障碍,未来应更好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以保障及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的顺畅运行,从而筑牢财政这一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行政发包制与中国特色的国家能力

学术界关于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与国家能力的讨论沿袭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前者以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问题为视角,后者聚焦国家层面的“基础性权力”,但两者缺乏直接的对话和衔接。本文试图连结和“打通”两支文献,一方面以西方的国家能力理论为参照,探讨中国国家治理的常态化模式——行政发包制——作为一种国家能力形态的制度特征与治理逻辑,揭示中国国家能力形态的独特性、丰富性及其内在逻辑,纠正以主流的国家能力理论来解读中国国家能力存在的偏误;另一方面,本文借鉴国家能力理论的洞见丰富和发展行政发包制理论,引入“基础能力”概念,探讨国家治理机制与基础能力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中国最近30年的水环境治理为例加以论析。本文力图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国家治理变革,为探索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国家行为、组织性质与经济绩效: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文章在"国家行为—组织性质—经济绩效"的理论范式下,通过一个国家行为模型探讨了中国农业集体化演进过程中的国家角色和制度逻辑。文章认为,农业集体化是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汲取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化而确立的农业产权制度安排。国家行为受到的竞争约束较小,使国家干预农民产权的权力增强,而农民谈判权力相对较弱,是导致农业集体化形成并得以长期维持的主要原因。文章的结论为当前政府在确定农业产权制度、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如何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提供了参考。国家进一步放松对农民的产权限制,是未来中国农业经济绩效持续提高的动力源泉。     

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的国家与农民——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

后乐村五十年社会变迁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表明,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对于乡村社会变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是一种重要的解释资源和分析框架,它为国家在制度安排上顺应农民的自主性和解除对农民的社会排斥提供了经验上的可行性,并为寻找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本土因素"提供了途径.     

基于诺思制度变迁框架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以荣家企业制度变迁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是传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正式制度对近代企业的影响和运用交易成本或产权理论分析近代企业制度变迁。文章在诺思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企业代替国家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重点从意识形态视角进行研究,并通过对荣家企业的案例分析,为近代企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     

国有企业改革与战略调整的制度学分析

本世纪最后的20年,企业制度改革的兴盛波及之广,可以说已演化成一种全球化的运动。中国的改革实践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为制度变迁分析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相互关系

该文尝试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三化"同步发展的制度前提,阐明对激励机制和三者相互关系的充分理解是这个制度建立的前提。三者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相互关系是本文着力阐释的问题。最后,论述了"三化"同步发展的现实基础。     

《资本论》认知逻辑转换、意识形态功能转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

作为奠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资本论》,具有与西欧历史环境和革命斗争相适应的革命逻辑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学习、研究《资本论》不仅要接受《资本论》文本具有的革命逻辑,还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环境和《资本论》的理论内涵,实现由革命向建设的认知逻辑转换、由斗争向发展的意识形态功能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以《资本论》的建设逻辑为指导,更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