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来自深市509家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深市509家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他们之间的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影响。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负相关，并且两者存在正“U”形关系。第二、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制衡能力较弱，并没有充分利用外部审计约束的作用来保护其他股东的权益。     

股权结构、行业竞争性与企业价值

股权结构根本反应了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价值的实现.以市净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结构为解释变量,利用平行数据模型解释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对竞争性相异的不同行业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说明行业竞争性在此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不同性质的股权对于企业价值的作用方向存在明显差别,少数大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更为有利.     

监督,抑或共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扩展LLSV(2002)的模型,在监督与共谋的视角下分析了大股东之间分享控制权的治理模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在不同股东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当第一、二大股东均属于非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其他大股东虽然能够起监督作用,但也可能与控股股东达成共谋以分享控制权收益。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约束有效性的影响

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基本为非流通股)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此外,持股比例和制衡能力的消长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使得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制衡度和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     

国有上市公司部分民营化的经济后果——基于“武昌鱼”的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武昌鱼的案例,从国有上市公司部分民营化后国有法人大股东的高管和民营大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出发,揭示武昌鱼重组之后业绩恶化的公司治理因素,并对两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合谋掏空现象,从制度背景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股利政策、股权制衡与公司成长性

本文以我国2005年-2007年中小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面板数据）,从公司成长性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影响。具体检查了现金股利和第一大股东、股权制衡以及公司成长性之间的计量关系,经验结果表明：中小板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发放现金股利的激励,公司成长性不能弱化第一大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其他大股东不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牵制,甚至存在附和第一大股东的倾向。     

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分析

以我国2006年底已经实施了股改的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采用收益-盈余模型检验了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实施了股改的上市公司,股权仍然相对集中;当上市公司属于国家终极控制时,盈余质量会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能力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大股东“隧道挖掘”下的审计合谋历程审视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世界性公司治理难题。大股东在特定状态下会成为企业剩余控制者而选择与审计师进行合谋,购买审计意见。文章在对股权结构与外部审计监督相关的中外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大股东"隧道挖掘"下的审计合谋的博弈过程、演化历程进行剖析,从需求方和供给方分别提出了审计合谋的规制策略。     

浅议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治理

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获取私人利益,财务报告舞弊是隐瞒大股东行为的手段。本文从大股东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着手,研究股权结构与舞弊之间的相关性,从股权制衡与培育大股东诚信义务方面提出了治理大股东行为的建议。     

浅议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治理

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获取私人利益,财务报告舞弊是隐瞒大股东行为的手段。本文从大股东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着手,研究股权结构与舞弊之间的相关性,从股权制衡与培育大股东诚信义务方面提出了治理大股东行为的建议。     

对《股权结构和性质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的评论

自Johnson等(2000)对“利益输送(tunneling)”进行前瞻性的讨论以来,国内外都有大量文献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黄志忠和薛云奎撰写的《股权结构和性质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下称该文)一文即是一例,该文研究了股权比例和股东性质对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低;(2)在大股东数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合谋侵占公司资源,导致上市公司资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企业投资行为

通过分析分散与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所带来的两类代理问题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文献,笔者发现．制衡型股权结构有助于解决这两类代理问题所导致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但多个大股东也可能进行合谋,形成控制联盟,共同分享控制权私利,从而使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5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5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当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时,股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会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正“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高,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低。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商业银行须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合理把握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外资持股比例,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为何受到机构投资者的追捧?

2015年伊始的"投资乱象"到底源于什么?为什么发生"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会受到机构投资者的追捧?更奇怪的是这类个股出现了超越市场指数的良好涨幅。为了解释这一异象,本文围绕"新国九条"的出台时间,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的数据,从大股东减持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把市值管理作为通道,与机构投资者合谋侵占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减持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超额收益,而是为了"让筹"给机构投资者。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新国九条"对合谋行为的影响,发现文件的出台促进了合谋行为的发生,并且更多的合谋行为与市场气氛无关。最后,本文检验了流通股数量对合谋行为发生的影响,发现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替代了流通股数量的作用,即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合谋行为发生的概率越大。     

国外关于最优股权结构与股权制衡的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最优股权结构的研究导致了股权制衡理论的出现。制衡的股权结构有助于解决公司治理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1)和传统的认识不同,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是普遍存在的;(2)从理论上来说,股权制衡是股权结构的一种均衡状态,在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中均存在;(3)股权制衡有助于限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溢价,对企业的绩效有正面的影响。     

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调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3—2005数据）,从风险分散化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公司负债）的制度影响。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具有显示的负向影响;即使在控制了公司其他主要特征（资产规模、资产结构、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影响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负债的负向效应仍然显著。这意味着,第一大股东持股越高,他们减少公司财务杠杆的动机就越强。该经验结果支持了本文风险分散化的理论预期：第一大股东具有显著的通过降低公司负债回避风险的融资倾向和管理动机。作者还观察到。作为法人（或非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比作为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具有更强烈的动机降低公司债务。这一发现为风险分散化的理论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化的公司可能会偏离最优财务决策的轨道。     

监督还是合谋:多个大股东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高,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合谋掏空或监督制衡的关系,为此,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单一大股东的公司而言,具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大股东数量越多、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之间股权偏离度越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外国投资者和国有法人大股东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及市场环境越好,多个大股东监督效应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路径及其制衡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公司治理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针对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侵占中小投资者权益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股利政策、内幕交易等角度剖析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掏空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从内部治理与外部制衡两个角度构建针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问题的政策建议与相关制度安排.     

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掏空”路径及制衡机制研究

在中国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中,由于控股股东或大股东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大股东的自利天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其利用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股利政策和内幕交易等种种手段实现大股东掏空。为遏制大股东掏空现象的泛滥,需从内部治理和外部制衡两个角度,构建大股东掏空的内外部制衡机制,以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不受侵害。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基于股权结构视角

本文以2011年A+H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信息为依据,构建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并设置了信息披露质量指数,旨在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上市公司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越大,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越低;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越大,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基于此,本文建议上市公司要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尽量避免一股独大局面出现,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和监督作用,阻碍控股股东操纵信息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