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修正案（七）对偷税罪的修改——以数学为进路对“数额＋比例”模式的分析

刑法第201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存在数额绝对化的缺陷,也有＂数额＋比例＂模式因把比例纳入其中带来的处罚漏洞等问题。刑法修正案（七）虽然解决了数额绝对化的问题,但由于仍然将比例纳入犯罪成立标准中,导致了缺乏理论依据、存在处罚漏洞和处罚结果的不合理等问题。所以,应当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从偷税罪的成立条件及量刑标准中删除,而在偷税罪中采用单一的相对化数额标准。     

问罪还因“贫富”异

在法治社会,人们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判定偷税罪时,我国的法官却必须“问一问”犯罪嫌疑人:你富否?不过,这里您千万别以为是法官嫌贫爱富,而是法律本身使然。 最近,某地有甲、乙两个个体工商户,分别被查出偷逃个人所得税1.5万元和3万元,根据刑法规定,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且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下简     

偷逃税立法的演变

偷税是建国以后逐步确立起来的一个范畴。建国时最初颁布的一批税收暂行条例中,并无独立的偷税概念;偷税概念随着“五反”运动而普及;1979年刑法中,偷税罪正式成为一个刑法概念。之后,立法上对偷税的界定经历了多次反复,变化很大。随着刑法将偷税罪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或逃税罪,征管法中有关偷税违法的规定也应作出相应修改。     

我国偷税罪的立法沿革分析

我国关于偷税罪的立法是从1979年《刑法》开始的,但该法对偷税罪的规定几乎只是一个名分。历经多次司法解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之后,有关偷税罪的立法不断改进。1997《刑法》整理了司法解释以及《补充规定》对偷税罪的有关规定,重新对偷税罪立法作出权威性规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偷税罪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偷税罪的立法。     

关于偷税问题的研究

对“偷税行为”的认定是一个长期困扰着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及纳税人的棘手的法律问题，对此，现实工和生活作中各有各的不同理解与处理。实际税收征管执法工作与司法审判工作中对“偷税”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十分混乱，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本文对“偷税行为”、“偷税罪”提出了新的定义界定，对严谨并完善相关税收法规及刑法上的规定，提出了缜密而具体的建议。     

关于偷税罪构成要件若干问题的探析

偷税罪的认定是税务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而偷税罪的准确认定必然依赖于对偷税罪构成要件的全面、精确的理解。目前，偷税罪的构成方面，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一般法理，从税务工作实践出发，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分析，认为代征人、非法经营者均不能成为偷税罪的主体；无证经营者、税务代理人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偷税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偷税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我国《刑法》中列明的具体行为。     

中德刑法逃税罪比较研究

偷逃税收罪是各国刑法分则中非常重要的一类经济犯罪。为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专门针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偷税罪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同时,鉴于德国刑法关于逃税罪规定的精细、操作性强等特点,本文在对照我国新旧刑法异同的基础上,着力进行了中德刑法关于逃税罪的比较性探究,认为德国刑法值得中国刑法逐渐探索和借鉴。     

逃税罪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1997年刑法第201条规定了偷税罪,2009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偷税罪予以修正,定罪量刑标准有所改变,2009年10月14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偷税罪罪名改变为逃税罪。本文以作者亲自办理的孙某涉税案件为例,分析了诉讼进程跨越了上述规定时逃税罪的法律适用问题。首先对新旧立法进行了对比,总结出新法对罪名和犯罪构成标准的改变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实务中的问题,其次从法理和实务角度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最后总结了笔者的观点和建议。     

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受贿罪是一种贿赂罪。当前，受贿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但是，由于我国《刑法》法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规定不尽完善，从而阻碍了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本文通过对《刑法》中关于受贿客观方面的规定及其缺陷的论述，提出了三点立法建议：一是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修改为“违背职务行为”；二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三是扩大受贿罪的内涵和外延，将索取或收受的“财物”修改为“贿赂”。     

犯罪数额基本问题探析

在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犯罪数额的规定很多,但是对于犯罪数额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参阅文献基础上,阐述了"犯罪数额"的定义及分类;并依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论述犯罪数额的理论基础;将犯罪数额归于犯罪情节中发挥其作用;最后分析了刑事立案的数额标准与犯罪数额的关系。     

我国增值税遵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增值税是我国税收体系的核心税种，尽管税收征管不断加强，但是增值税逃税现象仍然较严重。为了抑制增值税不遵从行为，有必要对影响增值税逃税的因素进行分析，进而为治理增值税不遵从行为提供思路。本文通过构建增值税逃税模型对增值税逃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是：稽查水平、稽查率、处罚率、销售收入等对增值税逃税有一定影响。我国应该强化稽查水平和处罚机制，提高对逃税的威慑力。同时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深化增值税税源监控，有效降低增值税逃税行为。     

增值税逃税中政府、商品买方与卖方的博弈

针对增值税逃税问题,应用逃税理论的Allingham Sandmo模型,分析了商品的买方、卖方和政府的三方面利害关系;认为作为纳税人、商品或劳务的买方只有在与卖方合谋的条件下才能逃税,且逃税的多少取决于政府的检查概率、逃税惩罚以及纳税人的心理因素等。结合我国增值税逃税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增值税逃税的对策。     

陕西地下经济税收流失的规模测算与效应分析

陕西省不仅地下经济规模较为庞大,而且由此所导致的税收流失情况也十分严重。文章在对地下经济与税收流失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收支差异法对陕西省地下经济规模及由此导致的税收流失的数量进行了初步的测算,并研究了地下经济税收流失对陕西省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为治理陕西省的地下经济税收流失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分析——基于企业逃税模型

传统的在A-S逃税模型中加入税收遵从成本因素分析其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只适用于个人纳税人。运用企业逃税模型分析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不仅更符合企业实际,而且在我国更有现实意义。本文以Virmani关于竞争性市场中两权合一的企业间接税的逃税模型为基础,加入税收遵从成本因素分析了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得出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纳税遵从具有反向影响这一结论,并从税收征管、税制、税收环境三个方面探讨了企业税收遵从成本降低之策。     

对我国地下和公开经济中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及启示

地下经济和公开经济中都存在着税收流失.现金比率法和潜在收入能力测算法是测算地下经济和公开经济中税收流失规模最常用的方法.利用这两种方法估测我国2000-2004年间税收流失的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税收流失在经历了一个下降阶段后,从2002年起又出现了回升趋势.当前我国税收流失主要存在于公开经济当中,而公开经济中又以增值税的绝对规模流失最为严重.大规模的税收流失一方面要求加强税收征管,另一方面要求进行简化税制,降低税率的税制改革.     

现阶段增值税转型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东北、中部等地区的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工作量大、操作繁琐、计算比较麻烦、增量抵扣范围偏窄、现行规定太宏观、引发骗税与企业假重组、产生了一定的就业压力等。应进一步完善增值税转型政策体系;改革豁免欠税办法,调整优惠政策,适当扩大地方税权;加快转型专业人才培养步伐,积极发展税务代理制度;加大增值税转型宣传力度。     

WTO框架下我国税收政策的走向

加人WTO后,我国进口关税收入会增加,而出口退税将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加重。调整税收政策的方向 是:充分利用例外条款,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合理利用反倾销规定,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出口税收政策,鼓励出口,扶持 民族企业;统一内外税制,优化所得税税率,建立公平的税负竞争环境。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税收流失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因此加强税收管理以减少税收流失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税收应征额与实征额之间有较大的差距,税收流失严重.这种税制表面现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差异不仅使得税收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长期内还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作用.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纳税人逃税,也可能来自于税制设计不合理、税务管理能力弱,还可能来自于税收法律法规不完善.因此,要使税收流失情况得到好转.不仅要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还要改进税收管理,以及完善税收法律法规.     

从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看税收的自愿缴纳

据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与税收的自愿缴纳问题 ,提出完全信息下的税收方案 ,具有税收管理成本最低 ,逃税的超额负担得以消除的特点。如采用该税收方案作为常规税收制度的补充 ,可以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     

商户POS机刷卡缴税问题探析

针对我国当前刷卡消费环境和相关税收征管的流程,商户使用POS机刷卡缴税可以简化纳税环节,减少现金使用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偷逃税现象,从而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完善POS机刷卡缴税,应建立有效的、配套的基础设施,明确税收管理目标,建立安全的纳税环境,改善相关法制环境,建立相关纳税标准,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