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

资本逻辑乃是物化的生产关系的资本自身矛盾运动的规律。物化劳动是资本逻辑产生的根源,而资本权力通过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支配是资本逻辑的基础,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转化为两种力量,从而构成资本逻辑的两个方面：一是推动生产力系统不断扩张与发展的社会关系动力,二是由资本扩张悖论所产生的阻力,由此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规律。资本逻辑具有资本的三大层次上的三种表现形态：一是资本逻辑的本质形态——物质生产层次的资本逻辑的物化形态;二是市场交换层次的资本逻辑的货币形态;三是资产证券化层次的资本逻辑的虚拟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家一切生产活动的目的就是无限获取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家疯狂追逐资本的逻辑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发展的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这无限膨胀的运动中不断被激化。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审视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问题产生的实质,认为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不断加深的异化劳动,盲目崇拜的消费主义是引起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生态马克思理论家认为只有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对自然的统治变为人对自然的人道占有,使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符合自然的规律方是解决生态问题的良方。     

资本崇拜的宗教性及其悖谬——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哲学剖析

资本作为一种能够实现自行增值的价值,其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基础,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意识形态";作为资本宗教性质集中表达的资本拜物教,催生财富幻象化,引发资本的自反性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基于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洞察,马克思运用经济哲学的方法,系统地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悖谬性质,并深刻地揭示资本世界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的必然性。坚持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对于超越资本逻辑、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工作日理论视域下的“数字零工”就业形态与权益保护

“数字零工”以其“去雇佣化”、灵活自由等突出特征，日益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形态。作为资本数字化增殖逻辑的产物，“数字零工”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是资本摆脱工作日约束的增殖新路径。资本借助数字技术的强渗透性，模糊了工作日产休界限，依靠算法逻辑突破工作日生理及道德极限，通过“去雇佣化”使工作日隐形化，消弭资本逻辑下的“数字零工”工作日约束。基于此，在“数字零工”人数众多的中国，应通过加快完善零工权益保障、加强平台教育与政府监管职能，创新完善零工维权渠道，引导资本在中国的良性规范发展。     

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思想发展的分合演进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协作的结果,因而,对于组织的管理活动具有"二重性"特征,是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的统一。然而,在管理思想史上存在的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思想对于二者之间的协作统一关系的识别、认同和融合却经历着相当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4个阶段:理性管理兴起与非理性管理思想的萌芽、非理性管理理论兴起及其对理性管理的依附、管理丛林时代———理性管理思想与非理性管理思想的分化并进、两种管理思想的综合化与互构。     

管理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在管理文化发展史中，曾先后出现过两种思潮，一种是理性主义，另一种是非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管理思潮强调法规、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主张用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管理中出现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非理性主义管理思潮则强调意志、情感在管理中的作用，主张在管理中实行权威主义，感情管理。根据这种观点，或许有人会说，西方的管理文化应该归为理性主义，而中国古代的管理文化就应该归为非理性主义。其实不然，任何一种管理文化都有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西方的管理文化在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中，…     

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对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市场择时”理论的启示

行为金融理论则放松了有效市场假说的前提条件,其着重考察资本市场条件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即理性的经理人面对非理性的市场时会如何做出融资决策。而这种框架模式正好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弱式有效以及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严重的现状,因此本文针对非有效市场的现实背景,围绕市场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非理性估价,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企业融资决策,切中了国际前沿的热门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展望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上,资本与资本主义之间没有一种内在关联,资本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资本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有着共生共存的基础和可能。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展望有两种预想：全球化和本土化。所谓全球化是指社会主义应该或者将会在全球范围取得胜利,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谓本土化是指社会主义将与国家或民族的实际相结合,成为本土性或民族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非理性决策研究及展望:从图式理论到前景理论

决策学被称为21世纪最富有前景的学科之一.目前,决策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研究取向,以人的“完全理性”为前提假设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和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假设的描述性研究取向.这两种取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立,但也在不断地互相学习借鉴.在这其中,学者们日益重视对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研究,并在经济学、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模型.本文对非理性决策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着重介绍人的非理性特征在决策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并分析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学原因,最后提出未来在非理性决策研究领域中应该关注的三个方向:经验决策和主观概率估计、描述性决策理论的完善与整合、非理性决策的脑神经机制研究.     

现代性视阈下资本逻辑化解之道的人学透视

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在不同时期分别以劳动异化和消费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都对现代性视阈下人的发展产生了悖论,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又遮蔽了人的发展,马克思对现代性资本逻辑的阐述有利于厘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当代中国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运用价值理性来统领资本逻辑的工具理性。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数治经济学视域下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探究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指金融资本主导的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垄断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竞争、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战略等因素推进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迅猛发展。金融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高级形式,是金融资本新霸权在全球空间的体现,其本质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从全球空间掠夺和获取霸权利润以加强与巩固自身霸权的过程。融入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路径。金融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初期~XaY-面效应为主,随后负面效应逐渐凸显并不断强化。为了应对金融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必须走自主发展之路。     

马克思的劳动力(资本)到人力资本范畴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关系与生产过程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以及劳动力（资本）、劳动力商品、资本等重要理论核心概念，舒尔茨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与思想，从劳动力（资本）到人力资本，既存在着相同的本质内容，又表现出体现不同时代特征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逻辑发展与演进。     

礼俗社会的布罗代尔钟罩对资本力量的阻滞

在资本强大的扩张力驱动下，斯密动力总会促进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和不断扩展。然而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资本主义萌芽却屡次夭折。本文从积淀于礼俗社会的文化——社会潜规则与交往行为方式出发，通过考察拒斥宪制化、官本位和关系本位等“抗变因子”构成的布罗代尔钟罩，揭示出斯密动力在中国礼俗社会运作失灵的深层原因，以及改革开放如何在发挥资本动力的同时制约其消极作用的文化机制。     

天使投资参与创业投资之内在逻辑与制度供给研究

天使投资作为一种非正式创业投资形式,目前在北关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极为流行,在我国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天使投资作为创业投资的始作俑者和雄厚资金来源对完善创业投资体系和推动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从立法、财税、信用、退出、风险约束等方面对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促使天使投资快速发展提出了相关制度供给建议。     

发展性反思：《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

研究《共产党宣言》,必须有一个发展反思的向度。从时代的客观立场看,由资本自由竞争向垄断帝国主义转向,经过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如今己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从主体的价值追求看,资本的扩展使人类共同面对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从国际关系看。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强化了合作、和谐世界建设和科学发展的价值。资本权威的强化以及不断走向社会化的趋势,更加突出了《宣言》的当代价值。     

资本逻辑、技术逻辑与经济空间生成机制——浦东层级经济空间体系生成案例

传统经济空间理论未能揭示经济空间本质与深层动力,也未能给出解释经济空间层级现象的统一框架。基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视角,"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是经济空间生成的主要推动力。资本与技术逻辑的复合作用,对地域空间进行选择与改造,建立空间流动性和产业关联性,推动经济空间生成与扩张,促进地域经济发展。浦东案例演绎了资本与技术逻辑推动经济空间生成的机制,浦东经验为中国地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示范。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资本崛起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摆脱了“资本主义尾巴”的处境,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起步,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与国有经济平等竞争”的地位。民营企业家出现由社会边缘力量向主体力量的结构性变化。民营资本也由体制外自我积累性增长变量成为能够打通体制内外、调动国家与社会存量资本的重要变量。尽管如此,民营资本在内外部环境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抑制发展的因素,还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     

资本理论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资本“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逻辑矛盾的命题，仍然可以有效地解释当代发展的逻辑和现实。既要充分发挥资本创造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力量，也必须采取措施，克服资本的内在逻辑和矛盾。这一命题是理解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其最大的启示就在于要通过法律制度安排、政府政策干预等方式，妥善处理好当代发展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努力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