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R&D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利用1996～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总量变动的影响及影响的部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到进口贸易对国内制造业的R&D溢出效应后,中国制造业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没有通过替代国内生产而减少就业,相反,进口贸易通过R&D溢出增加了整个制造部门的就业。由于技术进步的两面性和各部门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由于R&D投资回收期长、国内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弱,国内R&D投资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趋势效应、价格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存在,使就业变动呈现动态调整的特征。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

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就业优先的背景下,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理论模型,继而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通信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本文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     

企业异质性、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变动——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视角,利用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水平,并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会引起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同时导致低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上升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下降;相较于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更大。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有利有弊。论文主要针对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升值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主要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股票收益率、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这样三个方面进行了着重分析,并指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企业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外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就业影响的投入产出法分析

对外贸易对我国劳动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2007年外贸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贸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就业有着十分显著的净正效应,2007年由外贸引致的净就业岗位达17131699个:这个数值大约占我国制造业总劳动就业人数的20%。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与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印度、越南的贸易引致的就业效应,发现与美国贸易给我国带来的净就业效应最大。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带来“去制造业”吗——基于微观数据和投资动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倾向性匹配方法为2003-2008年1273家进行OFDI的制造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样本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检验OFDI给母公司带来的规模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出口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OFDI快速发展时期尚未出现总量"去制造业",总体上表现出通过商贸服务型OFDI加强出口,带动国内生产、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投资模式。基于投资动机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去制造业",当地生产型OFDI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投向中低收入国家的OFDI对出口、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投向高收入国家的技术研发型OFDI对母公司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构建一个扩展的劳动力需求动态计量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检验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出口、国内需求对制造业就业有显著正的影响,出口的就业影响效应大于国内需求;进口渗透以及出口导向引起的生产率变化对就业有消极作用,但都不显著;劳动力市场刚性对就业有显著影响。     

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作为新型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垂直专业化指数进行了测算,并运用1992-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实证研究了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有效地促进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而且这种升级效应在初期效果显著;尽管这种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但升级效应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     

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要素重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使用2000-2009年企业层面的数据测度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效应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检验了进出口贸易对制造业要素重置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综合效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分解来看,进出口贸易对退出效应和在位企业要素重置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仅对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作用不明显。     

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中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制造业的三个技术类别、两个发展阶段以及三个影响渠道定量测算了制造业外迁对中国GDP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美出口以高技术产品为主,高技术制造业受美制约较大,需要重点关注;(2)制造业外迁通过直接效应、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三个渠道产生影响,短期内直接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长期内溢出效应是造成部门间差异的主要因素;(3)短期内低技术制造业外迁对国内GDP的影响程度最大,长期内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将超过低技术制造业,而且中高技术制造业外迁更加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为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本文建议应对不同技术类别的制造业采取差异化政策,特别要注重强化中高技术制造业在产业链上的主导性与不可替代性。     

全球价值链融入与中国制造业就业: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指标,开展了相应的部门分解,结合WIOD数据库,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完全增加值系数和完全就业系数。结果表明:传统的以产出为基准计算的就业量低估了国内真实边际产出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即以单位增加值为基准计算的就业效应更大;虽然低端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就业创造效应最强,但不稳定,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低端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过程中,增加值增长与就业增长短期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将制造业各行业的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进行部门分解发现,中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发展是未来国内就业增长的重要方向。     

跨国零售商进入与中国消费品制造业绩效

基于零售商产业链地位日益增强的背景,提出有关跨国零售商对中国上游消费品制造业绩效影响的相关假说,进而利用中国省级区域消费品制造业2002-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跨国零售商绩效因素对各消费品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正向溢出效应,但是其受跨国零售商数量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其中食品制造业绩效随跨国零售商数量增加而提高,但纺织品制造业绩效与跨国零售商数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是遭受利益侵害风险最大的行业.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纳入扩展的M-O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行业、非国有企业、退出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二者的作用机制。     

贸易技术含量、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国就业结构

本文首先对贸易技术含量如何通过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模型分析,然后基于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商品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技术含量升级和进口技术含量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优化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进口技术含量和外商直接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出口技术含量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效应,但是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就业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的交互乘数及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揭示了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交互乘数及空间溢出效应.利用中国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使用GS3SLS方法进行事实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机制,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业就业0.45％～0.47％0的提升,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受益最大;服务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制造业就业1.15％～1.16％的提升.城市之间制造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二者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为负,表现为发达地区拥有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会吸引周边地区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迁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就业对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应占主导,制造业的发展愈发依靠服务业的不断完善,二者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逐渐减弱.政策上,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完善城市结构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第二、三产业之间相互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民营制造业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FDI对民营制造业企业技术溢出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三资制造业企业与民营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进行比较,研究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物流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对我国28个制造业行业的物流外包率进行计算,以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制造业物流外包生产率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探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物流外包生产率增长效应及外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物流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总效应为负,带来的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及中性的技术退步；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行业的生产率受物流外包的负向影响小于资本密集型和低技术行业；制造业技术进步促进了物流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同时技术进步减少了大规模行业的物流外包,其主要是通过改变内外部成本结构,扩大了大型企业的边界.     

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影响——来自1998~2007年细分行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首次利用498个4位代码的细分行业数据研究汇率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扩展汇率调整对就业市场影响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从要素密集度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市场的传导渠道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贸易数据构建人民币在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城市行业就业市场产生显著且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实际汇率调整对就业影响估计的显著性明显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3类行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423、0.327、0.309;相对私营行业而言,外商投资行业的净就业水平对于实际汇率调整更为敏感。     

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并且引入政策环境、制造业企业规模、城市化水平3个调节变量,分析它们对物流业外溢效应的影响。运用中国地区层面省际2000~2008年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1998~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水平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瓶颈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物流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制约程度最大,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约程度最小;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中,就整体而言,完善的政策环境对物流业外溢效应产生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政策环境的这种积极作用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制约了物流业外溢效应;制造业企业规模对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具有正向影响;在我国29个省市地区整体和东部地区中,城市化水平负向影响着物流业的外溢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负向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