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意义、现状与方向

第一代农民工规模过亿,是一笔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巨量劳动力资源,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养老压力,在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农民工代际变化现象后,学术界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有所忽视。现有的少量研究,看到了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的一面,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较,对其养老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需要重视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将当前过于聚焦的养老研究拓展向全面的发展研究转变,同时展开系统的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现状与需求调查,并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理论。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系统论述了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研究的意义,发现了现有研究在第一代农民工现状与问题描述上的偏差,指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婚育行为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其正处于婚恋、生育的最佳时期,婚姻家庭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领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本文从婚姻家庭观念、婚姻状况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研究有关的文献进行梳理;从外出流动对农民工生育行为、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的影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等方面对农民工生育行为研究有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     

代际差异下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的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

文章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运用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研究了两代农民工在资本禀赋约束下的就业地点选择决策。通过对贵州省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的资本禀赋差异导致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呈现多样化,其中第一代农民工最佳就业地点为本地乡镇,新生代农民工则为县外省内;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决策行为均体现出有限理性特征,但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更具有决策理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开、用工形式的灵活,出现了农民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资源与环境约束、经济发展面临"刘易斯拐点"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烈要求,从而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挑战,如能力素质的提高、失业的危险等。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是这一群体在逐渐发展事业和建立家庭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从角色冲突与补偿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比第一代农民工性格特征的差异之处,揭示不同工作与生活状态下的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的特点,具体展现其冲突的产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提供可参考性的对策和机制,为企业的和谐关系建立以及员工的职业发展另辟一条蹊径。     

农民工称谓具有创造性内涵

农民工称谓伴随着农民进城务工而来，其创造性基于“工”或“工人”的符号性质，进而衍生出来一些内涵特征，表征着农民工从农民向工人转变，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过渡的新变化。这种创造性表现在农民对于流动空间的选择和流动机会的把握，对于“工人”职业与工作的选择与适应（包括职业选择、知识学习、技能掌握、素质提升等），     

成本收益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刍议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中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比重正在不断上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向市民化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城镇化的进程。本文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从成本收益视角分析了其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面临的工资、消费、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现象分析——社会交换的视角

农民工市民化在实践中面临着突出的主体互动非均衡矛盾,不仅影响到了市场效率、社会公正,还制约着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农业现代化。从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生活的交换性出发,分别从市场、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维度探讨发现,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格局是由市民化资源垄断供给、市民化主体权力不对等以及现代化转型发展的背景等原因形成的。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公共管理上需要凸显城市群建设的路径、农民工发展的主题与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本研究可能的贡献,一方面,就非均衡现象提出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换分析框架,并以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现象,得到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另一方面,为应对农民工市民化非均衡矛盾,提出的政策建议在公共管理上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应充分重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正作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体,农民工目前在总量缓增的同时结构上正发生变化,逐渐完成"更新换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二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城市外来务工的主体力量。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总量逾1.6亿人,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约占6成。农民工结构的变动给城市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同第一代农民     

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

随着人们文化知识水平不断提升,农民工也不再属于同一个高度群体了,其内部发生着极大分化.和传统(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经济价值不断发生着变化,其行为对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与新生代农民工相伴而生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必须随之调整,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在该基础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出合理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安排建议.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

研究表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发展取向、职业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分治的就业制度仍在,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一系列的突出问题,为此,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方针,制定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系列政策措施。     

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严峻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阐述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及人际困境等方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从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及文化认同等层面给出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行对策。     

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

基于目标设置理论的渐进适应模型,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生活适应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平感知程度的强化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融入预期,同时其在农民工的生活适应状况和社区融入预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节效应;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生活适应变量上突出表现为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则呈现抑制效应;在公平感知变量上主要表现为公平感知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自雇与受雇农民工的特征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CFPS(2012)数据,从人口学、工作、个人感知等维度对比分析了农民工自雇与受雇的特征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自雇农民工与受雇农民工相比,具有人力资本差、从事第三产业、就业半径小、工作时间长、社会保障弱、自我价值感高等特点;自雇和受雇均有明显的代际差异,第一代自雇农民工、新生代自雇农民工、第一代受雇农民工、新生代受雇农民工各自具有显著的特征。认为农民工因人力资本低和收入高而选择自雇,自雇是积极的、有希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就业方式。最后提出应针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制定精准的就业、创业促进政策。     

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共享发展的突破口

正经济发展能否让全民共享,不仅决定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决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口,更要高度重视共享发展的落地与实施。尤其需要提升数以亿计农民工的获得感与归属感。要把提高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作为重点。第一代农民工出门打工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这些年来,社会保障建设在加快推进,但农民工参保率仍然偏低。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需要着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农民工家庭成员有序迁移与代际迁移分析——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

本文针对目前农民工家庭成员有序迁移和代际迁移交互影响的现象,基于山东省农民工家庭调研数据,立足研究家庭成员间有序迁移的时间间隔,实现农民工家庭有序迁移与代际迁移现象的分割研究,并探索影响有序迁移和代际迁移动态演进的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工家庭首个农民工迁移表现出与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宏观趋势和代际特征密切相关的三阶段特征;首个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不仅影响到自身迁移,还决定后续成员迁移的实现;农民工家庭处于生命周期前、中、后期时,家庭成员结构、年龄结构和支出结构均对迁移产生不同影响,也反映出第一、二代农民工家庭和农民工家庭内第一、二代成员迁移对成员有序迁移直至举家迁移所产生的影响。     

基于制度建构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问题剖析与对策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崛起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但受当前各项城市管理制度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严重的身份问题困扰。研究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及其面临的身份问题,从政治身份问题、社会身份问题及经济身份问题等方面揭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身份定位问题;给出政治制度建构、社会制度建构及经济制度建构等具体举措以有效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身份问题,有效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与和谐社会建设事业。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建材下乡是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剂

第一代农民工从外面赚钱回村庄消费，使农村变得繁荣，并且生机勃勃。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是将农业收入拿到城市消费，并不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父母在农村耕作，并将维持温饱以外的所有剩余拿给他们到城市消费。这样一来，在县城买房的年轻人就不只是不赡养父母，而且通过代际剥削将父母从事农业生产所获收入拿到城市消费。新的通过代际剥削而成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便已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