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中记载的农田

《水经注》拥有大量关于农业的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涉及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农田。对于研究古代农业发展的历史,以及耕作制度、农田水利等方面,郦注记载的这些资料,都是很有价值的。郦注记载的农田,有一部分是古代为了军事需要而垦殖的驻军屯田。这类屯田,大部分在西域,但也有一些在内地。下面表列的,是这类屯田的大概情况。     

北宋西北沿边屯田的空间分布与发展差异

屯田是宋军在对西夏作战中粮食补给的重要来源之一。本文重点讨论宋夏战争背景下西北屯田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发展差异。文章指出,屯田在宋夏灵州之战中开始出现,并逐渐由临时补给措施转化为常规补给方式。庆历时期,西北屯田在鄜延路、泾原路形成两大中心区域,并分别向宋夏边界东北部和西南部扩展。由于地理环境以及战争因素的影响,北宋中后期,屯田向宋夏东北边界的扩展活动发展缓滞,而屯田在宋夏西南边界的扩展却极为顺利。     

日本开始海外屯田

当前，全球粮价居高不下，不少国家都发生了粮食危机。在此背景下，一向对粮食问题非常敏感的日本也不落人后，开始了海外屯田。其实，日本的海外屯田历史很长，其背后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值得中国借鉴。     

辨析唐代的屯田与营田

屯田与营田在唐代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二者在经营人员、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方式、以及转化为民田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在组织管理系统方面则是不同的。长期以来，二者之所以常被混淆，一方面是由于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营田使职责也具有双面性；另一方面，史书记载有些地方比较模糊，而且自宋代起人们对二者已经不甚加区分了。本文通过分析历史文献以及敦煌文书中有关屯田与营田的材料，辨析唐代屯田与营田的异同，对未引起研究界重视的二者的区别以及容易混淆的原因，逐一进行辨析。     

两汉西域屯田及其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西域屯田始于西汉，至东汉发展则更具规模和体系；从考古资料来看，两汉屯田虽各有侧重，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色；西域屯田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畅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安全保障，而又更是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既是中原先进农业科技西传的又一重要策源地，也是汲取西域及西方科技文化的前哨和基地。     

南疆农业区的形成历史与启迪

南疆古代农业至少可追溯到距今约４０００年左右，然而形成农业区则主要在西汉以后。南疆农业区的形成、发展与汉人来疆和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发展屯田事业密切有关。两汉和清王朝是汉人在新疆屯田规模最大的两个时期，也是农业区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南疆农业区的形成过程中，绿洲地区有利于农业的光热水土资源组合是农业区形成的物质基础，其中水资源是重要的制约因素。近４０年来，南疆绿洲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环境生态问题。对照农业区的形成历史，必须充分认识“水”、“林草”在发展绿洲农业、保持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历史绿洲农业模式至今是值得仿效的。     

清代伊犁回屯的屯田体制问题

伊犁回屯是清代伊犁将军直接管理下的屯田组织之一，历时一百多年，伊犁回屯与兵屯并举，屯田体制既不同于兵屯的军、屯两兼的体制，也不同于民屯的自营体制，具有相对的特殊性，伊犁回屯专事种艺在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总制约下，实行在编管理体制不变，定额任务、总额任务不变，增地增粮不增编，内部调节合租均摊的管理办法，鼓励了维吾尔农民的屯田积极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基本体制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期明确伊犁回屯的基本管理体制问题。     

魏晋南北朝两淮农业兴衰原因初探──兼议淮水排蓄之经验教训

曹魏以邓艾为代表蓄水兴屯，西晋以杜预为代表毁陂废屯，南北朝以筑浮山堰为代表以水代兵，是淮河水利史上的三件大事。学者常把曹魏两淮屯田，两晋江淮庄园经济，作为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论据。本文着重探寻这一时期两淮农业兴衰变化的原因，剖析曹魏蓄水屯田的背景、作用及其片面性；西晋毁陂废屯对促进农业生产的积极意义；浮山堰对农业的严重破坏。     

唐代山东农业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及其影响

政治与经济是互动的,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唐代以安史之乱为界点,其政治分为贞观、开元时期和安史之乱后两个阶段。前者政治清明,表现在中央派遣观察使、实施宽刑减罚的政策和稳固农业发展的措施等,促进了山东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后者政治环境恶劣,表现在中央权力削弱、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藩镇间的不断战争以及农民战争的爆发等,致使山东农业经济遭到破坏,恢复发展缓慢。     

元代安徽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利用

元代安徽地区的官田和民田多得到了有效开发与利用。官田主要用于充当职田、屯田、赐田、草场、牧地等,占有主体为封建国家。在官田中,屯田最发达,分布广,延续时间长,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民田占有主体为官僚地主、一般富户地主、宗族地主、自耕农、民办学校、寺院等,呈现多元化特征。在民田中,族田、学田较发达,地域特色明显。在官、民田中,租佃制经营方式十分流行,地租形态以实物地租为主,也存在货币地租,但不普遍。     

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江南乡村地区存在着政府、宗族和民间慈善三种类型的救济，它们各司其职，互相补充，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乡村社会救济体系。这些救济机构大多集中于市镇，从而使得江南地区乡村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呈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态势，这是由市镇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     

唐代羊业研究

尽管羊业在唐代经济中，甚至在当时畜牧业经济中都处于不甚重要的地位，但围绕羊已初步形成一套社会文化。羊的生产在唐代面临着与马牛的矛盾（羊马矛盾），与耕地的矛盾（羊地矛盾），与人户的矛盾（羊人矛盾），　国家牧羊与私牧的冲突，这些矛盾的存在与其它客观条件成为羊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交易和馈赠为唐时羊由多羊区向少羊区、无羊区扩散的主要形式，长安——泗口——扬州可能是其时的一条运输线；　在唐代羊可作为官食、军食、民食，羊在被输送、被食用的过程中，反过来又促进了羊的生产，又可视为促进生产羊的动力，唐代羊业就是在这种既有阻力又有动力的环境中生存并发展。     

试论清代农业的成就

本文从土地生产率、粮食亩产量、新生产部门、生态农业、农学著作及养活的人口等方面论述了清代的农学成就，并指出其在中外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对于清代农具和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     

试论汉代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问题

汉代农业生产是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结合，汉代农业生产的主体包括经营专业户、地主和小农，其生产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商品生产的因素。汉代小农的生产是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统一，在小农生产中商品生产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离开商品性生产，自给性生产也将无法维持。     

隋、唐通济渠宋州段流经考辨

隋、唐通济渠流经路线应是自汴州西南约二里许,与古汴水分而偏向东南流,自汴州雍丘县进入宋州境内,向东南依次流经襄邑、宁陵,自此沿古睢水经宋城,至谷熟,再沿分出的古蕲水流经下邑(南)。下流进入时隶亳州的永城,再向东南流经宿州(埇桥)、虹县、泗州,至盱眙对岸入淮。唐代汴河漕运线即隋代通济渠,唐代为更好的利用该漕运通道,主要在其上游进行过疏浚,下游在虹县有过改道,但很快又恢复原状。     

对黄河流域引黄水价的几点认识

黄河断流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即通过调整水价刺激和促进整个流域计划用水、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黄河流域水价改革历程的回顾，简要总结了当前黄河水价存在的问题，初步提出了黄河流域引黄水价改革的思路。     

西周农官制度探析

西周农官名称繁多,但由于农官称谓不固定、官称区分不清晰、农官职能不稳固、农官权限不明确,在他们的统属关系和权限划分上略显混杂。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及生产过程的对抗性相适应,西周农官对农业生产主要采取直接指挥监督的管理方式。当时大夫以上级别的农官由特定家族世代承袭,保证其认真履职的手段主要是加强监督。下层农官则由选举产生,并通过考绩决定其升降奖惩。     

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

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体系率先成熟于秦汉时期,是以北方旱作农业为基础所形成的,所以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汉唐间,伴随中央政权对江南地区的次第开发,传统农业技术的诸多元素也源源进入江南地区,催生了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对江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亦不难发现,源自于北方地区的传统农业技术不是立竿见影地在江南地区产生普遍影响,而是存在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至唐代,这一过程大体完成,因此也最终引发了江南经济的真正的繁荣。     

汉唐黄麻布生产探析

赀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黄麻布最主要的名称,这一发现揭示了至迟至西汉,已出现了黄麻布生产,至唐代,黄麻布已与纻布、大麻布一起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三种布,产地分布广泛,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成为其主产区。汉代以后至唐代以前,未见有关黄麻布的记载,主要原因应是黄麻、黄麻布名称多样,并常被混称为其他麻、布,以及气候变冷导致黄麻种植区南移,种植区域缩小,减少了其在文献中出现的机会。     

课植农桑:唐代乡村基层组织与农业生产

唐代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具有督导农业生产发展的法定职责,其历史必要性来自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施。按比户口、检察非违、课植农桑和催驱赋役等各项职责皆具有重要的农业经济意义。其中课植农桑一项,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唐政府对于农业生产的强制性干预,它在资源分配、效率评估和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等多个方面得到体现。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租庸调制为两税法所替代,乡村基层组织由上层指定的督导农业生产的功能逐渐失去制度性的依据与内在动力,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趋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