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本文研究发现(1)中美进出口计价方式不同和运输时滞导致双边贸易统计数据存在差异是自然的。(2)参照剔除香港转口毛利后中美贸易新估计值,1995—2003年美国对华出口低估年均在24%以上,从华进口高估年均在35%以上,而中国对美出口低估年均在20%以上,从美进口相对没变。(3)考虑服务贸易后,美中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估计值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新估计值已相当接近。上述结果得到IMF数据的证实。(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加会造成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对美贸易顺差增加。依据中美两国月度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这一结果证实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超越中美两国贸易范围而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的贸易逆差转移问题。剔除外资企业进出口贡献及贸易统计差异后,中国对美贸易估计值已非常趋近于美国对华贸易估计值。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问题研究综述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从外资的区位变化与聚集效应、外资的溢出效应与机制、外资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及其投资战略分析、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变迁路径、利用外资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博弈、投资者甄别机制与国内企业自生能力的建立等几个方面对国内2003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两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不断扩大,由此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本文介绍了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失衡的概况,重点分析了美在华直接投资时中美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最终提出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完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加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投资活动等措施采降低中美贸易顺差,从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文章通过回归模型 ,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总额之间、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及出口额之间的关系 ,总结出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呈很强的正向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贡献大于对出口的贡献 ,认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太多地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文章最后对今后的引资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额呈迅速上升趋势,中美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两国的贸易差额也逐年增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加剧了贸易摩擦。本文首先从美国在华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所产生的各种效应阐述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然后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结论,即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提出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相关对策建议。     

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俄罗斯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潜力巨大,双向投资日趋活跃,中俄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中俄双边投资规模和质量的快速提高,对中俄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分析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对中俄贸易所产生的效应,能够更好地促进中俄经贸合作战略升级。本文从贸易与投资规模的角度,选取1992—2008年的中国对俄出口贸易额和对俄进口贸易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作为解释变量,设立了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用以考察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对中俄进出口贸易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结果表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对中国对俄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对俄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对俄进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对俄进口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是现代区位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秦皇岛市 1 3 5个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及其在秦皇岛市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因子分析 ,外商在华投资动机可以归纳为生产投入与市场动机、生产服务动机、文化联系和感情动机、利用优惠政策和降低投资风险动机、竞争动机以及出口动机 ,而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可归纳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同时 ,本文还采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 ,验证了各外商投资动机和区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是否因外资企业开业时间、投资规模、投资来源、投资产业、企业经济类型以及是否出口而存在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基于国内投资与贸易视角

文章基于2003—2017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投资与贸易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经济增长作用存在基于国内投资的单门槛效应和进出口贸易的双门槛效应。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分别存在基于国内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单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基于国内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门槛效应不显著,西部地区分别存在基于国内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单门槛效应。同时稳健性检验结果显著,得出相近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替代互补效应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基础,采用我国1979—2001年的经济数据估计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替代效应。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外资政策时,不应简单地假定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增加东道主国家的投资和生产能力。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几个问题

我想谈谈美国各界认为中国商业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我的讨论将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谈判、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以及外企在中国的待遇。中国加入ＷＴＯ问题尽管中美首脑的北京会晤总体来说相当成功,但是两国政府在中国重新加入ＷＴＯ问题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     

直接投资引致的美中贸易逆差:经验研究

运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在商品分类层面研究关中贸易逆差与关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内在联系。结果显示：从长期和短期来看,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都是关中贸易逆差的“因”,中国制成品的出口与关国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关国进入中国的FDI,尤其是进入制造业的FDI越多,美中贸易逆差就越大;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它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而且会随着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进一步转移而加剧。     

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与中美双边贸易问题

文章经研究发现:(1)1995~2005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位,主要来源国是印度、美国和欧共体等;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最终措施指数分别为3.43和3.89,表示中国出口强烈地遭受到国外反倾销的影响。而同期美国遭受的反倾销强度指数小于1,表示美国出口较少受到他国反倾销的影响。(2)1995~2005年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最终措施对称率均较低(0.26和0.20),而美国发起的对称率均较高(2.26和2·46)。并且,中国对美反倾销调查、最终措施对称率均较低(0.33和0.20)。基于反倾销对称性,入世后中国应加大反倾销应诉和起诉力度以抑制对华反倾销活动,并且应积极谋求WTO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3)1995~2005年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最终措施指数分别为1.72和2.20,表示美国对华反倾销行动强烈地影响到美国从华进口。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最终措施对称率分别为3.05和5.00,表示美国对华反倾销强烈地影响到中美双边贸易。     

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再探——基于产品竞争力视角的分析

文章通过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从类上(2001～2006年)和章上(2003～2006年)不同层次、中方与美方不同的统计口径,对比分析中美双边贸易产品的竞争力状况,并考察了在双边贸易中处于"很低"或"较低"竞争力的美国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状况。文章还采用格鲁贝-劳埃德指数研究了美国在世界贸易中也处于"弱"竞争力状态的35章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及实现双边贸易平衡的途径。     

近2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了20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地区的特征和变化。研究表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结构相对稳定，即以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而行业结构变化明显，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为主。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是相互联系制约的，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与特定地区的区位优势相结合，才能产生投资效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区位的选择，是根据其投资战略并结合自身的竞争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经过综合决策而确定的。     

Industry Mix and Curvilinear Spillovers from FDI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industry and province specific Chinese industrial data to demonstrate a potential causal link between two strands of the FDI literature. The first strand suggests that the impact of spillovers from inward FDI is less robust in middle-income economies than in either high-income or low-income economies. The second strand suggests diminishing returns of inward FDI on horizont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low-technology industries but no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This paper suggests a link between these two phenomena. Specifically, if both FDI intensity and industry mix vary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n an industry-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ward FDI and horizontal spillovers could cause middle-income economies to derive fewer benefits from inward FDI than either high- or low-income economies. This paper also verifies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in low-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horizontal labor productivity without relying on problematic FDI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     

关于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小企业如何"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摆在中小企业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在分析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

针对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经研究发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的。1994—2002年年度数据实证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名义或实际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1998—2003年月度数据计量表明,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依据美中两国月度统计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因此,“人民币升值论”或许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从中美贸易差额观察我国经常项目失衡

对我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的解释一般是从人民币汇率低估、国民高储蓄率、大量FDI流入和过分优惠的对外资政策等方面来进行.本文认为在这些因素后面的一个共同原因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发达.在从理论上和国际经验上对金融发展和经常项目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我国不发达的金融体系对经常项目顺差影响的具体机制,并认为只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我国金融业才能促进内外经济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