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五通”机制的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匹配多个数据库收集了192个国家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该结果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机制促进,且其对总效应贡献率分别达到55.435%、24.793%、8.664%和7.452%,民心相通机制暂未发挥应有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地表现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的国家;就产品而言,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效率测算及贸易潜力拓展研究

文章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潜力，采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析进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做分区域讨论，分别从贸易潜力大小、贸易效率高低以及贸易效率变动趋势的视角，对区域差异和重点国家做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潜力拓展、贸易效率提升以及实施差异化推进策略的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一带一路”背景下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在探索中形成的全新经贸合作方式,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抓手。本文基于中国2001～2017年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出口贸易数据,在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出口贸易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替代作用,促进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减少了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且,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即对发达国家出口的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3年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六个地区,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分析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向好;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存在地区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竞争性贸易为主,与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以互补性贸易为主,而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均较为明显;整体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和服装、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工业制品,而“一带一路”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则差异较大。应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关系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加强货物贸易合作的同时开拓服务贸易合作新领域;要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优惠的贸易制度安排构建互惠互利的多赢贸易关系。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效率研究

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效率及潜力。结果显示,贸易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且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伙伴国的政治稳定性、中国对伙伴国的直接投资,以及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伙伴国的高税收负担降低双方的贸易效率。因此,应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制定有针对性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政策,发掘贸易潜力,提升贸易效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一带一路"国家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支撑作用增强。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起一套指标体系,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分析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除进行总量分析外,本文还分别从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用途结构和二元边际结构等方面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分类,详细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各类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极大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流量的提升,并优化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中以口岸与物流效率和海关与边境管理对中国出口影响最大。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促进作用显著,表明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中国对海上新丝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基于CMS模型的需求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分解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 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Hummels和Klenow的三元边际分析框架,采用2000～2016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主要来源于出口农产品数量边际变动,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不同时期,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对中国出口东南亚不同国家农产品贸易波动的贡献存在差异;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规模、收入水平、生产效率、地理距离和外部冲击是影响三元边际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因素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不尽相同;由此提出了加大新产品引进和开发力度,提高出口农产品附加值,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等建议。     

贸易引力、社会嵌入与文化产品出口——来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分析

综合社会嵌入性理论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理论,将贸易引力模型中的经济因素作为层一变量,将社会嵌入性理论中的认知、关系、结构、文化和政治嵌入作为层二变量,采用多层统计分析工具,运用2002年～ 2014年中国与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核心因素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存在较大差异,且这种差异多由各国的社会嵌入性因素造成;GDP、贸易条件、科技应用水平以及认知、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还兼具间接影响;文化嵌入会削弱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结构嵌入能增强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削弱科技应用水平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因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社会嵌入性因素.     

中国对中东欧出口商品结构研究——基于中国商务数据库的数据分析

中东欧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有较强的影响力,研究中国对中东欧的出口商品结构,把握中国与中东欧贸易往来情况,对现有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尤为重要.中国商务数据网2014-2016年数据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对中东欧的进出口额在陆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和地区中都排第一;工业制成品占出口产品比例极大,工业制成品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极大;中国对中东欧出口中,排名前五的商品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对中东欧进出口竞争力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中东欧出口的产业中有一半具有极大竞争优势,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大的产业占比约1/3,这些产业在中国和中东欧地区有较强的互补性.     

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出口产品的经验分析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中国制鞋业出口贸易驱动因素及潜力研究

通过对2000至2012年间中国制鞋业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21世纪初以来,中国鞋业的出口总金额和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出口单价基本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出口市场相对比较集中.然后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鞋业出口贸易驱动因素和出口潜力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贸易伙伴国的GDP和中国的人均GDP对中国鞋业出口贸易有着显著影响;中国鞋业在荷兰、韩国、加拿大、比利时、波兰、意大利和法国这七个市场中存在着出口潜力.     

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动因素测度分析——基于FTAAP下的战略选择

从分析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总量特征、结构特征等现状入手,选取2003—2013年中国和日本农产品的贸易数据,利用CMS模型从农产品贸易总额和分类农产品贸易额两个层面对两国农产品贸易变动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贸易深受日本农产品市场需求规模的影响,中国出口农产品与日本农产品市场结构匹配性不足,导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并根据结果提出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加强双边谈判,就主要需求的农产品贸易签订双边协议并设立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中国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稳步增长,但是口岸效率低下、通关程序繁琐、规章制度不透明的"贸易的非效率"等隐形贸易壁垒阻碍了贸易增长,提高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本文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选取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四个指标对中国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利用2013年的截面数据,通过引力模型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对外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超过了GDP对出口的影响。最后,本文模拟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50%后,中国对沿线各国出口贸易增加额,结果进一步证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多元化风险、策略调整与出口韧性

优化出口结构是提高出口贸易风险抵御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1995—2021年171个国家HS2分位产品贸易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出口多元化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多元化可能因外部需求风险集聚和出口收缩调整加剧，而对出口韧性产生边际递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低贸易成本偏向型市场多元化和高产品质量偏向型产品多元化有助于提升出口韧性。因此，政府应稳妥推进出口多元化战略，并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推动出口转型升级等方式防范化解多元化风险，促进出口稳定增长。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外汇储备波动——基于外汇储备变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外汇储备的变动受对外投资和贸易、外汇制度、汇率波动以及资本外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2005—2018年宏观数据的分析和预测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存在地区分化,对“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和净出口会减少外汇储备,而对非“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对外汇储备没有显著影响,对非“一带一路”地区净出口则会增加外汇储备;“藏汇于民”会减少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储备的方向在短期和中长期可能不一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短期内会减少外汇储备,但长期会增加外汇储备;上述因素中,“藏汇于民”的作用最大,对外贸易的作用强于对外投资,对“一带一路”地区投资贸易的作用远大于对非“一带一路”地区投资贸易;未来几年中国外汇储备还将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对近期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尤其是投资）并非像一些研究估计和预测的那样巨大,但也可能对中国外汇储备带来持续性消耗压力。因此,对中国外汇储备变动趋势的判断需要特别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美经贸摩擦以及人民币汇率走势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估测和优化外汇储备总量和结构;要强化外汇分类管理,科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的外汇使用绩效,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减少对外经贸活动对外汇储备的消耗。     

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修正的F-W模型分析互联网推动出口增长的作用,并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就1999~2014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在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的同时,也会降低贸易的变动成本;互联网发展差距的缩小、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克服贸易基础设施落后、市场间地理距离远等传统对外贸易障碍;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一定制约。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其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差距,是提高中国与有关伙伴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推进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