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究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究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监督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投入成本,然而在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有所不同.文章利用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否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的负相关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进一步的分组检验中,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小规模企业或国有企业中这种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由此可知关键下属成员能够有效牵制CEO的短视行为,而外部治理环境较好更可以保障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但是关键下属高管的监督作用只在大规模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有效.     

客户关系变动提高了审计费用吗？

在全球供应链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稳定的供应链关系愈发重要。从审计师风险应对视角探讨客户关系变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实证结果表明，客户关系变动显著增加了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客户关系变动使审计师加大审计投入并感知到更高的审计风险，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探究客户关系变动的原因及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后发现，客户自身面临财务困境时引发客户关系变动，提高了审计费用;但当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却降低了客户关系变动，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基于事务所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客户关系变动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主要体现在高资质事务所、客户集中度较高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研究结论为探讨客户关系变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对当下中国如何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公司诉讼风险对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异常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证据

近年来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不断攀升,对审计师决策行为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这一背景,系统探讨公司诉讼风险对审计决策的影响,分别研究公司诉讼风险对审计费用决策和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并考察在诉讼风险冲击下审计费用决策和审计意见决策间的关系,同时结合我国制度背景,研究法律环境差异性对两种决策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诉讼风险越高,审计师收取正向异常审计费用的概率越高,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审计费用策略和审计意见策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审计师倾向于在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时收取正向异常审计费用作为风险补偿。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外部法律环境薄弱地区,审计费用决策和审计意见决策之间的替代关系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合理解释和评价审计师的决策行为,对监管机构规范审计师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CEO财务专长、CEO权力与审计费用

CEO权力和审计费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CEO的个人特征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我国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CEO财务专长、CEO权力与审计费用三者的关系.研究表明:第一,CEO权力和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CEO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越多;第二,通过引入CEO财务专长作为调节变量发现CEO的财务专长可以加剧CEO权力和审计费用二者之间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公司治理、审计费用等相关文献,为上市公司选聘CEO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以审计费用为切入点,表明公司应在考虑CEO财务专长的基础上,合理设置CEO权力来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费用.     

控制权、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

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社会审计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高管权力对其腐败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的强控制权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且控制权越强,高管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高质量的社会审计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高管的腐败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随着控制权的增强,社会审计对腐败的治理功效会被强权高管牵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监管作用。因此,要遏制高管的腐败行为,必须在企业内部完善对高管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要加强外部审计的治理和监管,提升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优化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增加:监督、激励还是纵容?——基于中国A股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引起审计费用显著增加,既可能是监督、激励效应所致,也可能是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研究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对认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职能、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将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支出,且审计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因为保险人积极履行监督行为、追求更高的审计质量所引起的,而非是其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即在较差的外部治理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研究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推广提供了经验支持。     

证券分析师关注、产权性质与审计费用

证券分析师作为外部监督者作用于公司外部治理,从而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业务产生一定影响。基于2010—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根据修正的Simunic模型实证分析证券分析师关注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并根据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样本分别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证券分析师关注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证券分析师关注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     

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基于企业冗员的证据

我国企业普遍背负一定的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利用2007—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从审计费用视角,以企业冗员为例,检验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企业背负的政策性负担水平越高,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盈余操纵是导致上述效应的三个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受到劳动保护程度的影响,劳动保护程度越高,政策性负担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越强。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更显著。另外,政策性负担对审计费用的增加既有审计师增加了审计投入的原因,也有风险溢价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性负担对企业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审计师在做出审计收费决策时考虑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     

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基于政府审计调节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诱发腐败以及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关系进行调节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揭示政府审计参与国有企业腐败治理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国企高管腐败越严重；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由管理层权力诱发的腐败，即政府审计对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政府审计作用于腐败治理的渠道机制，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和进一步发挥政府审计在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基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比视角

以我国2010—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审计定价、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的高管激励方式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存在差异。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但与反映审计师努力程度的审计延迟无显著关系,审计定价的提高源于风险溢价的收取;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显著负相关,审计定价的降低可归因于风险溢价和审计延迟的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性质降低了高管薪酬激励负效应带来的审计风险,以减少风险溢价收取的方式缓解了其与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股权激励并不会因产权性质的差异而被收取差异化的审计定价;实施两种激励方式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正面效应中和了薪酬激励的负面效应,薪酬激励和审计定价之间的正向关系消失;高管薪酬激励对审计定价策略的影响并不会因市场化水平产生明显差异,但股权激励则相反。     

审计视角下企业管理层腐败治理路径探索

近年来,企业管理层腐败现象屡屡发生,影响十分恶劣。文章在分析企业管理层腐败的表现成因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重点分析了其审计治理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对企业管理层腐败的审计治理效果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在经济责任审计中未明确离任者与接任者对企业资产和业务的承接责任,经常出现"新官不理旧账,旧官一走了之"的情况,结果导致当发生经济损失需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时,又因责任不明确,出现难以处理等情况。为此,结合审计的治理功能分析了审计治理企业管理层腐败的具体路径,旨在进一步提升审计治理的效果。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家族化管理与审计师风险决策

根据代理理论、管家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对家族企业中家族化管理这一非正式治理机制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并运用2013—2017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族化管理可以影响审计师风险决策行为,具体表现为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均显著降低,且家族企业高管与实际控制人亲缘关系越近,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会越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家族化管理和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家族化管理对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来看,家族化管理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在企业衰退期并不显著。对家族企业的审计风险特点的分析,有助于家族企业治理制度的选择以及审计师对家族企业治理风险的应对。     

公司绩效、审计费用与公司内部治理

本文以股权结构—董事会—经营者为逻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综合评价,取得内部治理质量好坏两个样本组。检验了公司内部治理质量对公司绩效与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显示:较好的样本组中内部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与审计费用负相关,验证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而公司治理质量较差的样本组不存在这种关系。     

业绩快报自愿披露、产权性质与审计费用——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数据,探讨了业绩快报自愿披露及其质量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业绩快报自愿披露与审计费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在自愿披露的前提下,业绩快报重大错报与审计费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自愿披露业绩快报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业绩快报重大错报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自愿披露业绩快报及其质量有助于审计师评估企业重大错报风险水平,影响审计费用,而产权性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显著。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治理风险与审计费用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后敌意收购事件频发，众多上市公司纷纷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反收购条款。现有文献尚缺乏从外部监督者视角讨论审计师如何看待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研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反收购实践，手工收集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数据，实证研究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中的管理层自我保护性防御增加了治理风险，提高了审计费用。机制检验表明：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通过加剧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审计风险与成本，进而提高审计费用，而并非反收购条款设置后的审计意见购买。考察截面上的差异性后发现，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提高审计费用的现象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考察审计费用增加后的经济后果发现，审计师能够通过增加自身努力提高目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并且资本市场整体对审计费用的增加表现为审计质量信号。从审计定价角度研究审计师对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的反应，丰富了反收购条款经济后果和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审计师有效降低执业风险和上市公司合理设置章程条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了审计费用吗？——基于行业竞争和市场竞争地位的双重调节效应

资本市场开放后,互联互通机制引进了国际资本和先进治理经验,这既增加境内资本市场信息风险水平,亦带来监督效应,审计费用也发生相应变化。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在资本市场开放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显著提高;行业竞争程度负向调节资本市场开放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且这一调节作用在高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中更显著,而市场竞争地位负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高竞争行业中。结果表明,行业竞争与市场竞争地位会对资本市场开放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产生双重调节效应,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低竞争行业公司和高竞争行业中的低市场竞争地位公司提高审计质量需求。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后,非国有企业和内控弱有效企业审计费用显著提高。     

公司绩效、审计费用与公司内部治理

本文以“股权结构-董事会-经营者”为逻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综合评价,取得内部治理质量好坏两个样本组。检验了公司内部治理质量对公司绩效与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显示：较好的样本组中内部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与审计费用负相关,验证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而公司治理质量较差的样本组不存在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