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新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普惠金融为出发点,研究新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新疆2013-2020年14个地州市为样本,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在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中介促进作用;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拐点效应皆存在区域差异。最后提出针对不同区域所实施的政策要差异化,并从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针对科技类企业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对普惠金融的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来自上市公司金融业股权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7年～ 2015年非金融非房地产行业(NFRE)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业股权投资总额对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业股权投资会导致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说明上市公司会利用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优势及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从银行体系套取资金,投资金融业企业赚取利润;由于银行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还款风险较低,上市公司从银行体系过度融资来投资金融股权并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的金融业股权投资行为,使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到金融体系,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升了股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实体上市公司的投融资监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研究

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命脉,研究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意义非凡。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居民消费和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入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缘由和路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这不仅可以通过促进传统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供高效的资金配置渠道、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等方面直接体现,而且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间接显现。此外,分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我国东北、东部、中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不显著。本文为如何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促进经济增长给予了诸多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     

金融科技与银行信贷配置效率——我国143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全文替换

金融科技催生的新的金融服务模式能否有效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通过将地区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后,使用2011—2020年我国14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显著促进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使用工具变量、GMM估计及DID缓解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的作用在规模、上市、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合资银行以及东部、西部和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从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降低贷款集中度等方面能促进商业银行信贷配置效率。因此,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应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大力实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助力信贷配置优化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科技、最优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产生新金融业态,也将对经济中的最优金融结构产生影响,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科技、最优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第一,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金融结构点,能最大程度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加入金融科技变量时,最优金融结构点产生向右移动的改变,即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越高,最优金融结构点处的银行占比程度越高,其中的中间影响机制在于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第三,相比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最优金融结构更偏向于银行部门的发展;当加入金融科技变量时,最优金融结构点都发生移动的改变,而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对东部地区最优金融结构点的改变程度更大。     

金融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义与对策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行业之间竞争力随之加大，实体经济生存越来越难，金融投资的引入可以使实体经济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与生存空间。实体经济发展中由于金融投资的介入规避了资金流周期长的弊端，使实体经济获取更灵活的投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企业的资金流动，能够获取更高收益，助推企业向前发展。     

南通市金融业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多种观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但总体来说,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近些年来,南通市经济发展快速,已经连续多年位居江苏省第四.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实体经济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因此,有必要研究南通市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借助金融业的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已成为工业增长的新动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工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着增长的速度,还体现着工业创新发展、结构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和工业科技与数字经济协同水平的限制。立足这一背景,文章从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融合视角出发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数字经济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抑制向促进转变;调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数字经济与科技协同发展对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     

金融稳定视角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的实证研究——以新疆为例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区域经济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和支持效率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从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首先从总量、结构、效率、可持续性等几个维度对当前新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行现状判断,并从宏观角度对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基于金融效率,运用统计方法对新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力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新疆金融业自身发展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明显的结论。最后,就如何进一步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出相关建议。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根据全国和重庆市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重庆市与全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虽然在细微之处有所差别）,即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关（服从Kuznets“倒U型”曲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直接的作用。因此,重庆市应积极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中介效率。     

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产业-科技-金融的良性循环是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正向效应，但也存在结构性、区域性、维度性差异。尤其是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质量化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股市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而在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呈现“倒U型”异质性特质。（3）金融集聚、银行集聚、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交互项的效应系数均呈现正向效应；但相较之下，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尚不明显，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质量化上更加薄弱。     

银行业结构优化能否激发实体企业活力——基于银行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契合的视角

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与地市级宏观经济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银行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契合的视角,探究银行业结构优化对实体企业活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银行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契合程度越高,越能够显著促进实体企业活力,且该效应随着企业活力的提升呈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作用渠道分析表明,同要素禀赋结构契合的银行业结构通过改善银企间信息环境、优化信贷配置以及缓解公司财务与违约风险激发实体企业活力。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金融科技发展不充分地区的企业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段更为明显。此外,同要素禀赋结构契合的银行业结构能够通过激发实体企业活力强化供应链韧性、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驱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     

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能否推动实体经济健康繁荣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点。现有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实体投资,也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但究竟更能促进哪类投资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经验证据,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资金供给增长有利于企业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是在整体经济持续低迷情况下常用的逆周期调节手段,此时实物资产价格往往处于低估状态,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往往较大,因而,总体上宽松货币政策更能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本身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不大,投资不足的企业往往对实体投资保持谨慎,可能更多地利用资金增量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偏好实体投资的过度投资企业则可能继续增加实体投资,进而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以2008年—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提高会产生如下企业投资效应：（1）总体上看,同时促进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2）促进投资不足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过度投资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3）促进国有企业的实体投资,促进非国有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4）促进东部地区企业的两类投资且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实体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对东部地区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将企业的实体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拓展货币政策的企业投资效应研究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研究;二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优化关于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方法,并为货币政策会促使企业“脱实向虚”还是“脱虚向实”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针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分析有助于精准有力地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虽然从总体上看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但也可能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因此,宽松货币政策要慎用。当前,我国依然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对不同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精准有力的差异化调节,同时要加强预期管理和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推动企业有效率地“脱虚向实”。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模型

文章基于江苏省三大区域10年的融资、增加值等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江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进行测算,结果发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存在区域间差异,金融的“杠杆率”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利。同时,采用三大区域面板数据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后的结果表明,直接融资对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有显著性作用。     

金融发展抑制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来自江西省的数据检验

以扩展的Odedokun“二分法”模型为基础,建立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运用1952-2011年的年度数据,分析江西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三点结论:(1)影响江西经济增长的不仅仅是金融发展规模,还有金融发展效率. (2)江西金融发展规模与江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为正相关关系,说明江西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 (3)江西金融发展效率单向影响江西经济增长,且对江西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说明江西金融发展效率的低下,抑制了江西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扩大江西金融发展规模,提高江西金融机构存贷比,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鼓励居民消费与投资,适当降低储蓄率,提高边际资本生产率等措施来促进江西经济增长.     

农村金融密度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实证研究表明,安徽省农村金融密度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型金融密度呈正相关,与人口型和经济型金融密度呈反相关。结论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不仅要增加金融网点数量,更要提高金融网点的产出效率,增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金融扭曲差异与外商投资:存在U型曲线关系吗?

本文应用System GMM分析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发现: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促进外商投资的流入,且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外资流量。接着,针对大多数经验文献所采用的金融市场因素与外商投资流入之间线性关系的假设,本文考察了金融扭曲差异影响外商投资流入的非线性效应,实证表明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投资流入的影响呈U型关系。将样本分类发现大部分所有样本点均在U型曲线左侧,说明现阶段我国总体上还处于U型曲线左侧区域,即金融扭曲差异是显著的促进了外资流入。     

财政分权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资金流向发生改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不断下降等问题。资金在逐利的本质下,不断涌入虚拟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背离。这不仅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使得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缺乏增长动力。文章首先测度了中国各省份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直观阐释各地区的效率情况。进而根据设定的面板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程度,探讨其在不同地区作用差异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把握好财政分权的“度”,打破金融集权的垄断局面,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缩小区域效率差异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