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中国文化产业的就业效应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前中国文化产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文化产业的就业效应可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且间接就业效应显著于直接就业效应;文化产业的就业效应可分为就业总量效应和就业结构效应。就总量来讲,第三产业与文化产业对于就业都存在正向拉动作用,且文化产业的就业弹性明显高于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0.13>0.037);就结构来讲,文化产业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符合就业结构的变化规律,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了就业结构的优化。因此,要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力度,鼓励文化创新和文化领域的自主创业,培育民族文化品牌,加大承接文化产业的力度。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对母国的就业效应日益明显。国内外的学者利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损失效应、就业不确定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本文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     

碳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双重红利假设”在广东的实证检验

利用ＶＡ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模拟广东省开征碳税并补贴低碳行业的“中性”税收政策对高碳、低碳行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与ＩＬＯ（２００９）以欧洲９个代表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结论较为相似,与陆（２０１１）基于全国整体研究的结论有较大不同。研究结果表明：（１）该税收政策在短期内对高碳行业的产出有负向影响,但长期来看影响程度较小;（２）同样的税收政策对低碳行业的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变弱;（３）广东存在实现减排和促进就业的“双重红利”,且就业效应在低碳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碳税的开征要结合各地具体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背景,同时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碳税税率应先低后高、分阶段实施。     

碳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双重红利假设”在广东的实证检验

利用 ＶＡ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模拟广东省开征碳税并补贴低碳行业的“中性”税收政策对高碳、低碳行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与 ＩＬＯ（２００９）以欧洲９个代表性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结论较为相似,与陆（２０１１）基于全国整体研究的结论有较大不同。研究结果表明：（１）该税收政策在短期内对高碳行业的产出有负向影响,但长期来看影响程度较小;（２）同样的税收政策对低碳行业的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变弱;（３）广东存在实现减排和促进就业的“双重红利”,且就业效应在低碳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碳税的开征要结合各地具体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背景,同时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碳税税率应先低后高、分阶段实施。     

环境规制与就业真的能实现“双重红利”吗?——基于我国“两控区”政策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讨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实现环保与就业的双赢,以"两控区"的实施作为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政策冲击,通过构建1994年到2010年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平均意义上来看,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实现治污与就业的双赢。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除了在时间、空间和行业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之外,在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其中,环境规制在酸雨控制区主要表现为对就业的促进,而在二氧化硫控制区则主要表现为对就业的挤出。     

跨境电商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为例,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跨境电商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跨境电子商务总体上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雇佣量,其平均就业效应约为6%。从就业结构来看,中高技能劳动力和技术人员需求增加更多,对低技能劳动力无明显挤出效应,雇佣劳动力技能水平向高级化演进趋势明显。(2)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电商对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高数字化水平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强,同时跨境电商挖掘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就业创造能力。面对新型贸易模式冲击,西部地区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而资本密集型以及民营企业提高了对技术人员的需求。(3)机制分析显示,跨境电商主要通过市场扩张效应、生产率效应来影响就业规模和重塑就业结构。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跨境电商发展促进就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不同指标的比较，发现我国就业矛盾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相称，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在认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产业优化和增加就业的双重目标。     

基于旅游卫星账户的重庆市旅游业就业效应分析

通过构建重庆市旅游业生产账户与消费账户,应用最新的投入产出表,从旅游业的就业结构、就业弹性、就业容量、就业贡献等几方面研究重庆市旅游就业效应,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研究对其他省区的旅游就业效应测算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排污权交易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检验

中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环境和就业双重压力，有必要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估计碳排放权交易对受规制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及其可能路径，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减少了工业碳的排放量，并对企业劳动力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促进生产规模扩大是碳排放权交易正向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有效路径之一。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环境和就业的“双重红利”。因此，政府应积极推进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推广，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有效执行实现“改善环境”和“促进就业”的双重目标。     

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从服务外包承接国的角度,首先在理论上探讨了承接服务外包对承接国就业效应的传导机制,然后基于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构建了承接服务外包与承接国就业的联立方程模型,并采用中国数据对承接服务外包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承接服务外包对中国就业存在正的就业效应,进而提出了提升中国承接服务外包规模和质量的相关政策建议。     

促进就业的另一种渠道--一个基于FDI资本效应与技术效应的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资和就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带动就业的增长,但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和资金的复合体,其对就业的促进机制是各不相同的.本文具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与技术效应对就业的不同作用机制,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期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效应的研究

由于受投资的动机和投资对国外利率弹性大小的制约,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带动我国就业的增长;在短期内,新增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间接效应会增加,但从长期看,国内投资会部分地"挤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间接就业效应。     

无锡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影响分析

产业结构的变化受到多个因素的作用,就业结构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因素也是影响产业结构的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而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在深入探索无锡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影响分析的基础上,不难发现无锡市目前和今后将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实现产业优化,提高就业质量。     

产业结构高速的就业效应：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206个城市2003—200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特别是增量结构的快速调整对于城市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在各行业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对城市就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基础部门具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而农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提升对于我国城市就业的促进作用相当有限。     

汶川灾后重建——“以工代赈”模式的运用与发展

汶川灾后重建举世瞩目,采取合适的原则和措施,将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充分融合和发挥,不仅能重建好灾区,还能成为重建国家经济体系、管理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的推力. "以工代赈"模式的内在属性决定其必然成为灾后重建人力需求的根本保障制度,如何充分发挥这一制度模式的"多重红利"效应,并在汶川灾后重建这一实践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是文章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