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养老保险发展的动态面板异质性门槛效应

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简化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非线性影响的理论模型,结合2002—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养老保险发展为门槛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特征,随着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由负转正,并且正向效应逐渐加强;在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方面,东部地区的门槛值大于中、西部地区,享受型消费的门槛值大于发展型消费。提高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覆盖率,能够使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享受型消费）或增强人口老龄化的正向消费效应（东、中部地区,发展型消费）。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居民消费率研究——基于三次产业的视角

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三次产业的视角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的增长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具有较长的持续性；第二产业的增长对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伴有较长的时序性；长期来讲，第三产业的增长对居民消费率产生了微弱的正向促进作用。从产业视角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部分因素与转型期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有关。鉴于此，新发展阶段应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推进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提高第三产业增长的关联效应与波及效应，以推动我国工业化与国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     

FDI对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减贫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减贫效应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FDI与减贫呈现正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FDI与减贫呈现负相关关系。（2）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区域表现形式也不同,东部门槛值高于中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西部FDI对减贫的作用高于东部和中部。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基于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经验

通过对我国各省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发现,地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协整关系,各省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呈现一定的差异性,中东部特别是东部沿海省市有一定促进效应,而西部省市不显著.总体看,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促进效应不是特别明显,回归系数显著的省市,弹性系数也非常小,说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促进就业的机制目前在我国并不通畅,意味着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建议通过控制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等经济变量,可以实现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良性互动.     

人口结构、房价与居民消费——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理论分析以及我国经验事实均显示人口结构变动通过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起作用。基于2002-2018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人口结构变动、房价和居民消费三者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确实是人口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中间变量。从整体上看,老年抚养比与房价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房价则呈正相关关系,且房价上涨给居民消费带来的“财富效应”表现显著。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三者间相关关系与全国整体相同,而中部地区的少儿抚养比与房价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西部地区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则更为明显。     

中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从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公共财政支出入手,分析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建立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异质性面板协整模型,并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PVECM)考察短期动态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中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除了少数省份外,绝大多数省份增加教育财政支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支农支出,以及少数省份增加卫生财政支出,有助于缩小其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面板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短期内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但这一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消费率与投资率对我国城市化率的影响

从需求角度出发,运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及投资率对我国城市化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投资率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居民消费率对城市化率具有单向因果关系,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投资率对城市化率均有正向效应。     

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分类回归树(CART)方法,根据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差异将中国31个省(市、区)分为两组,分别对两组区域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第一组区域具有显著的引致效应,而在第二组区域则表现为挤出效应。在第一组,农业支出、政策性补贴和政府消费的增长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但只能在当期发挥作用;在第二组,则是基本建设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的增长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显示出较好的持续性。应根据不同的区域特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有效拉动居民消费增长。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投资者与研发投入 ——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19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门槛模型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不同类型外部投资者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以其自身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当质押比例低于门槛值时,能够促进研发投入的增长,而当质押比例越过门槛值时,会对研发投入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均能在民营企业中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降低高比例质押给研发投入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二者发挥作用的门槛值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不仅丰富了股权质押与公司治理方面的相关文献,也对当前纾解民营企业质押困局,提升研发投入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投资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4—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的参与程度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政府补贴对创新资金投入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正向效应有所减弱，而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则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转变为抑制。上述发现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在不断完善补贴政策、提高补贴强度的基础上，注重政府部门和风险投资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高管团队特征、社会责任意识与财务舞弊风险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社会责任视角分析了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责任的调节下,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呈现门槛效应.随着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升,高管同姓关系、专业背景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加剧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当社会责任意识低于最低门槛值时,高管团队男性占比、学历水平越高越会助长财务舞弊风险,但随着社会责任越过第一道门槛阈值,这种助长效应不复存在;高管年龄和任期均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但随着社会责任意识水平的提高,加剧财务舞弊风险的边际效应依次递减.     

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收敛的门槛效应研究

以经济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采用199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收敛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域经济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存在收敛现象;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收敛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经济开放水平的变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任意门槛区间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经济收敛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其影响程度会稍有下降。     

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 着力扩大内需

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住房保障政策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再分配方式为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居住需求,必定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城镇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有助于推动内需增长。住房改革滞后抑制消费需求1998年我国正式启动住房商品化改革,废除福利住房分配制度。这项旨在推动住房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在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起到了启动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     

人口抚养比、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

扩大居民消费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以分析中国人口抚养比、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人口抚养比与房价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城市化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助涨房价;(2)儿童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显著负相关,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并非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3)房地产财富效应并不显著,中国居民消费主要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会促进消费。因此,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加强对居民合理消费决策的引导将是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     

预期寿命、人口红利与居民储蓄

通过分析两次人口红利与高储蓄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引入代际因子的OLG模型进行定性判断，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预期寿命、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预期寿命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储蓄率；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居民储蓄率，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可以促进居民储蓄率的提高；在不同的门槛内，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系数大小均发生了变化。由此得出“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存在异质性的结论。     

绿色金融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务融资的门槛效应

文章基于2016—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同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在门槛值内对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越过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不具有门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集聚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资源的空间集聚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这种影响由于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而呈现非线性关系。采用浙江省1998—2012年69个县级单位的面板数据,构造门槛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浙江省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三重门槛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在超过第一门槛值时将会对经济集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然后由于市场拥挤效应使得这种影响出现下降。因此,政府应当加强交通路网的规划和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以此吸引外部资源流入,增强地区竞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面板数据，构建基于Feder思想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高技术产业贡献的空间效应，并对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产业存在显著空间扩散效应；港深莞惠都市圈和澳珠中江都市圈高技术产业直接贡献呈现显著空间扩散效应，间接贡献分别呈现空间回波效应与空间扩散效应。此外，基于研发投入的直接贡献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突破第二门槛值时，直接贡献的正效应由强变弱；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贡献具有单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高级化突破槛值后，高技术产业间接效应才呈现显著正效应。据此，应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高技术产业的空间扩散作用，提升周边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高技术产业与非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最优居民消费率的估算及变动机制分析

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动特征表现为长期波动下降。为判断居民消费率的运行情况,根据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估算出最优居民消费率。研究表明,1978-1990年,实际居民消费率与最优居民消费率基本吻合; 1991- 2000年,实际居民消费率平均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7.8个百分点;2001-2010年,实际居民消费率平均低于最优居民消费率18.3个百分点。对居民消费率偏低贡献率的分析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导致整体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通过考察预期收入、利率和效用函数改变对最优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分析了居民消费率的变动机制。     

流动性约束下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二元结构与地区差异

本文构建了状态空间模型和跨省面板数据模型,就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等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相对小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面对利率的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而农村居民与之相反。1995年以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与东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变动正相关;我国居民消费面临的流动约束整体来看并不严重,但中部地区居民相对而言面临更强的流动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