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强制分红政策实施及修订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半强制分红政策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分红监管政策,自出台起其争议就从未间断,但对其政策实施和修订的研究却并不多。本文以2003~2011年间A股民营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半强制分红监管政策实施和修订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现行分红监管政策显著的"半强制"效应同时具有利弊两方面的深远影响,而不断提高的分红监管标准仅影响被管制主体的分红意愿,却对其分红水平无实质性影响。现行政策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分红定量考核标准的偏低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股利分配迎合分红政策对股权再融资的约束吗

2008年证监会颁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俗称“半强制分红政策”对现金股利分配作出了强制性规定。通过2009—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以来,受政策强制约束的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在融资前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高于不受政策强制约束的定向增发及无股权再融资公司,即存在通过股利分配行为迎合政策对股权再融资的约束;融资完成后,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的业绩表现尚不及非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现金股利影响上市公司创新吗——兼论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干预

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现金股利对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在半强制分红政策下具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及其对创新的影响,以期为上市公司分红机制的健全和监管部门现金分红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研究发现:随着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提高,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即现金股利分配对公司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缓解是现金股利促进上市公司创新的中介路径。不过,在半强制分红政策下,具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行为明显受到干预,无法提升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弱化了股利代理理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现金股利存在替代效应,政府补助金额越低,现金股利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民营企业较之于国有企业,现金股利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半强制分红政策下沪市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财务绩效的实证分析

2013年1月上交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本文以此为研究背景,选择2012年年报中因高分红可能获得再融资、并购重组等"绿色通道"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13.0SPSS13.0软件回归分析现金股利支付率和收益率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是影响股利支付率和现金股利收益率的关键指标,融资压力和盈利能力对股利分配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最后提出上市公司应考量行业类型、发展阶段和现金保障等方面等具体情况,合理制定分红政策。     

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基于定性半强制分红与定量半强制分红的比较研究

股利政策迄今为止仍是个谜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一波三折,具有自身独特的制度背景。文章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这一新视角,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2000年至2013年期间,整体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若考虑证监会在2006年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即2006年实行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之前实行定性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并以2006年为界进行分组研究表明:2006年之前即定性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006年之后即定量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发生逆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为了再融资,上市公司迎合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要求,其分红意愿增强了,但股利支付率却下降了。(3)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弱化和扭曲了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股利之间应有的相关关系。可见,2006年之后的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并改变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为了消除逆向选择,调整和取消半强制分红政策、将分红政策还给公司决策层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这应该是未来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选择。     

半强制分红、现金股利与公司成长性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PVAR)方法,以1998~2011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检验半强制分红制度下的现金流运转与公司成长性关系。研究结论为:半强制分红制度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促使现金流正常运转的上市公司成长性较好、现金流扭曲运转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较差。     

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7～2011年7402个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及现金股利分配力度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就越低,而且分配的每股现金股利值也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负相关关系主要是由正向真实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造成的。     

实现分红与再融资的“平衡”监管

随着证券管理层将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与其再融资行为“挂钩”后，大多数上市公司确实开始了大范围的现金分红。无可争辩，这一旨在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并以此优化上市公司再融资选择的导向性政策，其效应已较为显地在市场中得到了反映。然而，这一现象的出现能否简单地理解为：已从保护投资利益的高度实现了投资(特别是中小投资)应有的投资回报，同时达到了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的初衷?对此我们有必要作深入探讨。     

现金股利的代理成本控制效应研究——基于半强制分红的考察

以证监会2006年5月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8年10月颁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为背景,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下现金股利发放对代理成本的控制效应。研究发现,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水平,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对高资产负债率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影响。迫于再融资的需求,这类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提高,并导致投资不足,半强制性分红政策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半强制股利政策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

文章以半强制股利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影响效应为主线,选取2000—2017年A股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数据,从时间序列、企业性质、行业、证券板块等层面研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特征和变化趋向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对半强制性股利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迎合趋向;上市公司不分配股利的行为显著降低,但股利分配比率依然偏低;分属不同行业、企业性质和证券板块的上市公司在股利分配上存在明显差异.     

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视角

股权分置结构的缺陷给市场主体留下了盈余管理的空间,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破坏了证券市场运作的效率.文章从股权分置所引发的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行为着手,分析股权分置对其的影响及推动作用,最后在全流通背景下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盈余管理行为的遏制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前后季度的盈余管理

以前国内盈余管理的研究都是基于年度财务数据,本文则以股权再融资为背景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季度盈余管理现象.研究结果证实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前后季度盈余管理的存在性及时间分布特征.期望本文的研究为证监会加强中期财务信息的监管提供一些参考.     

强制分红政策与公司代理成本:博弈模型与DID检验

不同于公司自觉的现金分红行为,强制分红政策在矫正公司分红行为的同时,会激起高管的消极抵制,所以它能否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尚难预料。为此,建立了一个混合策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说明了强制分红政策影响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并将2011年出台的强制分红政策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强制分红政策能否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分红政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代理成本。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小板和微股利的上市公司而言,强制分红政策可以更加显著地降低那些主板上市公司和正常发放股利的公司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而且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股利政策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利政策、投资者利益保护与股权融资成本

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股东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建立怎样的公司治理机制来控制公司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文章通过研究发现,股利政策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手段,适度的股利政策可以缓解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并降低公司的权益融资成本.     

产权性质、股权再融资与真实盈余管理

采用A股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数据,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背景下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在股权再融资期间均有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倾向,且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会导致上市公司再融资后业绩变差,且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业绩下滑更显著。     

派发现金股利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吗?——来自A股和H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海内外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和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探究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新的制度背景下现金股利发放行为是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研究结果表明当股权集中度增加时,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加严重,海外证券市场完善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和严格的外部监管使得海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倾向于派发现金股利减少代理成本.但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我国内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和支付率增加程度要高于海外上市公司.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高股利支付水平和支付率并没有降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反而成了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一种合法工具.     

IFRS强制采用、投资者保护、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基于28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检验了IFRS的强制采用对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投资者保护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来自28个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和地区2001-2008年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强制采用IFRS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增大,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减小;第二,与直接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间接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和地区,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更多、真实盈余管理更少;第三,在投资者保护更好的国家和地区,强制采用IFRS之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增加;第四,在投资者保护更好的国家和地区,与直接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间接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和地区,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更少;第五,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可以抑制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几乎没有影响。     

保护性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高管股权激励契约中股利保护性条款的特殊制度安排,本文采用Relogit模型与多元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其现金股利支付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未控制公司规模下,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未实施激励的公司更具有现金支付倾向,且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更高.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盈余管理实证分析——来自受公开谴责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一般认为,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增强,控股股东就越有可能对上市公甸实施盈余管理,因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而本文的研究显示,虽然股权分散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大于股权高度集中公司,但其差异并不显著。这表明尽管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有高低之分,但其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关联程度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