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创新的证据

在当前国家持续推进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和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大背景下，亲清政商关系是否能够发挥绿色治理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尚待深究且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10129个年度观察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城市的亲清政商关系水平越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越高，即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增量提质”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通过强化高管环保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加政府补助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动机和能力，具有“意识效应”和“资源效应”。进一步，本文发现亲近和清白的政商关系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亲近政商关系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高和经济注意力低的地区、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更强。最后，绿色创新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绩效和财务绩效。总之，本文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能够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能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吗?——基于环境规制与环保补助双中介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绿色创新是助推企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更是大势所趋。在诸多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策略是不容小觑的。本文在区分政绩考核压力异质性的前提下,运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行政发包制及制度理论,构建“政绩考核压力-政策法规调整-绿色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并选取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单一考虑经济绩效考核时,地方政府经济绩效考核压力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单一考虑环境绩效考核时,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对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进行整体考量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绩效指标占比的提高,综合政绩考核压力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形态。机制分析表明,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与环境绩效考核压力主要是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这两条路径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经济绩效考核压力对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地区间没有显著差异;环境绩效考核压力对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及非重污染行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拓展了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为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及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碳中和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被提上日程,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亟待探讨。选取2014—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的中介路径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和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异质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绿色创新水平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而产业数字化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呈“U”型变化。     

数字化水平、战略弹性与创新绩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门槛效应分析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非线性影响,表现为信息效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模式变革效应和信号强化效应。基于2012～2021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结合面板门槛模型和数据挖掘方法,实证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以战略弹性为门槛的门槛加剧效应;国有组企业和小型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门槛收敛效应,非国有组企业和大型企业仍表现出门槛加剧效应。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应在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指导下高质量提升自身数字化水平。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我国“两控区”政策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产出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两个渠道体现。以1994年至2009年我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使用DID方法来估计“两控区”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从全样本城市角度分析,我国实施的“两控区”政策总体上不利于城市总就业水平的提高,对第二产业就业水平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SO2控制区,对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酸雨控制区;“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为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带来正面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酸雨控制区。最后从政府对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优化、企业的产业技术创新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环境规制、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益协同还是利益攫取

文章以沪深A股2011—2018年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下区域金融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变化.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创新既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又能对技术创新绩效体现出显著推动效应;环境规制既能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又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环境规制显著增强区域金融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相关性.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审计收费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以我国在7个省市先后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PSM-DID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试点政策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审计收费，且该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改变时间窗口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试点政策的实施产生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是审计收费提高的重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与审计收费的正向关系在高污染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与环境执法力度大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在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同时，可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完善相应的奖惩措施，充分发挥试点政策的“创新补偿”效应。     

投资者认知、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投资者认知假说,使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认知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投资者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融资约束在投资者认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上市企业,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者认知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对认知水平促进创新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合理引导投资者、构建信息透明的融资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真实型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经验取样法的研究

为了应对金融行业的变革、增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文章对影响企业员工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社会学理论和内在动机理论,从对员工的领导方式入手,将真实型领导对员工的创新绩效进行影响的方式和作用进行了探究和分析;其次,借助员工的个体性作为调节变量,用以分析个体性对员工的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和调节作用;最后,通过经验取样分析研究了真实型领导和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真实型领导对员工的内在动机和员工的创新绩效起着正向积极的作用;员工的个性化对员工的内在动机和员工的创新绩效起着调节的作用。因此,领导应该发挥自己的真实性作用,激励员工的内在动机,同时根据员工的个性化程度对其进行不同的管理与激励。     

开放式创新、专利保护与创新绩效

研究开放式创新与专利保护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双碳”目标中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基于2000～2021年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和引用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开放式创新和专利保护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式创新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单门槛效应;专利保护对于创新绩效具有双门槛效应;开放式创新对于专利保护具有单门槛效应;专利保护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有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条路径。结论表明,开放式创新与专利保护相辅相成,企业应在开放式创新基础上建立健全专利保护策略,促进合作的同时保护自身创新成果,以实现更高的创新绩效。     

贸易摩擦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我国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将贸易摩擦纳入开放经济下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加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转移产生了正效应,但该效应的强弱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具体来看,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会通过直接效应和替代效应阻碍我国出口贸易,而在一个较长时期,环境规制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会促进出口贸易。贸易摩擦减少对碳排放转移产生负效应,加强环境规制对负效应起到了明显的缓解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力度与我国碳排放转移显著正相关,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对我国碳排放转移影响很小且不显著;通过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回归系数,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减少显著降低了我国碳排放转移,环境规制是一个影响我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     

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漂绿”行为

针对企业“漂绿”问题屡禁不止的现状,分析了业绩期望落差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以2010—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业绩期望落差会诱发企业“漂绿”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环境实践的选择性披露;而且,业绩期望落差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检验表明,业绩期望落差会恶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管理层短视,进而导致“漂绿”行为。此外,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及本地媒体监督能够抑制业绩期望落差驱动的企业“漂绿”行为,但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以及异地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不明显。     

战略柔性、高管“双元”资本与创新绩效——动态环境下一个交互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战略柔性、高管"双元"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引入环境动态性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201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对战略柔性、高管"双元"资本与创新绩效以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战略柔性和高管人力资本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社会资本负向影响创新绩效;战略柔性与高管"双元"资本的交互效应反向显著影响创新绩效;环境动态性在战略柔性、高管"双元"资本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企业积极实施战略柔性、加强管理制度、提高高管教育水平等政策建议。     

分析师预测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抑制作用，进而使分析师预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非线性“U”型特征，且这一效应在信息环境质量较好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造成管理层短视是分析师预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分析师预测会提高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但会抑制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质量，且分析师预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非线性“U”型特征在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凸显。     

“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

“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举措，该举措是否产生实效，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将发展引擎从依靠能源资源转向优化资源配置。本文重点关注企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基于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以省际签订的“对赌式”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为政策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增加研发投入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补偿方式的效果存在差异，“双向补偿”优于“单向补偿”，且该政策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存在替代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促进抑或挤出 ——基于"波特假说"条件下的环境规制调节效应

经济转型时期,社会面临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政府环境规制举措及企业内部创新举动调和两者的矛盾.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波特假说"及合法性理论,探究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高低干扰企业创新投入份额的提升;环境规制程度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显著正相关;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     

并购业绩承诺、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绩效

作为交易估值事后调整的不完全并购契约安排，我国现行的业绩承诺制度将如何影响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值得进一步探讨。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风险承担视角完整呈现业绩承诺制度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双刃”效应和差异化路径，试图在更完整的框架下讨论并购业绩承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业绩承诺与并购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业绩承诺与并购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非线性中介效应。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

本文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高管党员身份在企业创新面临环境不确定带来冲击时的“稳定器”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提升抑制了企业创新,高管党员身份能通过降低研发支出挤出程度和优化融资环境两个渠道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的创新抑制效应。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更多地体现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在平稳发展时期,应平衡好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与企业创新发展自主权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使党员高管决策风格更加稳健、保守,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同时强化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高管党员身份的“创新稳定器”作用。在当前企业创新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本文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创新治理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高不确定性背景下优化企业创新环境提供了可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