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改进Moore指数,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进行测算,并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仍存在;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于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阶段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渠道检验

本文以2010年中央推行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低碳城市试点对获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甄别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获批低碳试点城市能够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为正。对影响渠道的检验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渠道间接提升所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并未得到验证。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0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分别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BM-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在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存在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条传导路径,但绿色创新表现为遮掩效应,而且这两条传导路径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城市、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而应积极推动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助力可持续发展。     

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Meta-RDM模型测度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衡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并采用SARAR模型验证了可达性提升对不同层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研究发现:城市间交通可达性提升会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作用路径不同;可达性对普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提升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水平,进而提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可达性对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促进资本要素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进而提升技术效率值来实现的。另外,财政支出占比指标会显著影响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普通城市的技术效率提升,不利于中心城市的技术进步。在交通可达性提升的背景下,不同层级城市应有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策略。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动态解析

以强可持续为视角,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并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损耗,对中国1981—2014年间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进行动态解析。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耗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环境损耗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却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构建包括STIRPAT模型、调节机制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东部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传导路径,考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基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通过纠正资本错配、强化绿色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金融通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促进本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数字金融发展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轨迹及动力

在中国装备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本文引入“资源环境约束”因子,运用规模收益可变的BCC模型静态对比1980年与2014年制约各子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采用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数动态研究1980—2014年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动力。研究发现：（1）中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大体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演化轨迹,演化动力来自技术进步,制约因素是规模效率恶化;（2）分行业看,交通运输制造业技术创新显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最快,而金属制品业能源消耗最大,技术效率提升最慢。装备制造业应结合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无效率成因与各子行业特点,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提升、管理优化等方面推动装备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下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结构-效率-速度的逻辑框架

本文以结构-效率-速度为逻辑框架,在分析"服务业成本病"与"结构性减速"形成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成本-曼奎斯特模型与传统径向曼奎斯特模型相结合的非参数方法测算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及技术进步和价格效应的增长率。研究表明:(1)"服务业成本病"和"结构性减速"实质上一脉相承,以"服务业成本病"现象来反驳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是自相矛盾的;(2)中国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减缓使得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3)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上,服务业并非是"技术停滞"部门,但服务业内部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大异质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4)中国各产业的配置效率增长总体上比较缓慢,进一步着力深化市场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我国面临着以人口红利为代表的低成本优势的丧失以及国际上的环境规制,这倒逼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人力资本是"新常态"的重要增长引擎,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着重要依托作用。故本文试图通过2007-2016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在全国层面,人力资本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为显著,中西部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初等水平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我国仍需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绿色发展——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4年“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作用是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的。研究结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合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空间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我国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考察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情况,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可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也有助于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较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原、长江中游等内陆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应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营造绿色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跨区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提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深入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采用2016—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匹配,探究中国城市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划分为营商硬环境指数与营商软环境指数,依次论证分指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验证城市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及营商软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影响机制分析方面,探讨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法治化发展和提升经济开放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基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结构、行业类别、所属区域以及城市规模的差异对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制造业集聚对改进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城市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9年中国城市数据，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的抑制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变得不再显著。宏观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抑制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对碳技术效率和碳技术进步的抑制，在匹配城市土地出让数据的基础上，制造业集聚扩大了土地供给面积、提高了土地成交价格，导致集聚拥挤效应凸显，阻碍知识溢出，不利于提高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在匹配企业微观数据后，制造业集聚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数量的增加，损害了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础。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测算2003—2017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分析了城市GTFP的时空演进,检验了城市GTFP的空间相关性,并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城市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GTFP呈现增长趋势,总体呈现“南(偏西)-北(偏东)”格局,城市GTFP标准差椭圆整体向西北方向发生了偏移,技术进步在提升中国城市GTFP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城市GTFP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促进邻近城市GTFP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抑制邻近城市GTFP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分别存在“竞相到底效应”和“污染泄漏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轻工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为揭示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以轻工业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轻工业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基于ＤＥＡ 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方法计算出省际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衡量了各影响因素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内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联动性。在影响因素中,信息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扶持、城镇化、对外需求和对内需求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南省2008-2016年的数据

基于2008～2016年的湖南省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了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湖南省14个地级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此,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就城镇化水平对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负作用且存在"U型"关系。因此,应当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科技教育和培训,提升机械化水平以及种植结构的调整,以此来减弱因城镇化造成的劳动力减少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人口结构、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升级

人口是经济活动中最基础、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其结构特征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分析人口结构、居民消费需求以及产业升级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基于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新型城镇化率的提升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从中介效应结果看,人口结构变动可通过改变居民的消费规模、消费层级以及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并且还存在链式中介效应;人口结构变动对产业升级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老年抚养比、非农参与率以及新型城镇化率的提升在不同分位数下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差异。在我国人口结构变迁带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下,要积极拉动内需,提振消费信心,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如何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构建研发增长模型分析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理论上证明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之后利用中国284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能够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在支出后的第3期才会有所表现。(2)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主要通过增加科技知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且作用渠道为促进技术进步,而教育支出主要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且作用渠道为提高技术效率。(3)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当全要素生产率介于0.916 2和1.083 4之间时,地方政府科技支出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效果并不明显,而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至1.083 4时,提升作用将发生跳跃式上升;教育支出具有相似的门槛效应特征,相应的门槛值分别为0.931 7和1.232 0。(4)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教育支出规模作为基础,当教育支出规模高于178 599.295 0万元时,科技支出才会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分析

本文基于1999～2006年中国15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DEA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和宏观模型,检验了各影响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实证结果表明资产市场份额、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资产费用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利润增长率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作用,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