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两部门模型

基于两部门模型,分析工业化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的演变,并对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因素进行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关系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互动发展关系;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性较弱,尚未形成互动发展的格局;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不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两者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最低。因此,各区域应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明确政府职能,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中部地区应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优化服务业结构,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西部地区应跨越重工业化阶段,着力发展轻工业、生态农业和服务业,建设具有西部特色的以中小城市为主、大城市为辅的城市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差距

本文对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分解,计算了服务业中具有高度集聚性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再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差异是地区差距的重要来源。     

欠发达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及特点进行分析,选择可能对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有影响的多个因素,构建理论模型,采用近10年来的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细分行业的角度来看,不同因素对不同细分行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是,在所有因素中,市场机制因素对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所有行业发展的影响都成正相关关系。最后,提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聚集、建设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载体、放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准入、谋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突出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特色和重点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行业异质性与制造业服务化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带来的信息、技术、资金等服务要素流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至关重要。本文基于边境内限制措施OECD-STRI,构建服务开放渗透率衡量服务业开放水平。选取2000—2014年37个国家的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及其结构的影响,并依次分析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通讯、金融保险和专业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区分服务来源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显著增加了国外服务投入;就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而言,五类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批发零售开放带来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和成本效应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本文的结论对中国服务业开放及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本文以北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切入点,探讨可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进程的有效途径。首先,从发展现状、当前集聚水平以及资源禀赋等方面探讨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优势;其次,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间接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提出要将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化发展作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引擎,进一步推动该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全方位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与产业自身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采用空间模型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周边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倒“U”型,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外,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与整体结果一致,而多样化集聚起直接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两种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但各省专业化集聚水平已接近甚至突破了拐点;西部地区仅有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显著并呈“U”型,区域内各省仍在曲线左侧,尚未发挥出推动作用。     

大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效应实证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针对长三角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均衡的状况,通过聚类分析,证实了苏浙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等级层次;以三地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呈现以苏浙为制造业基地、上海为生产性服务业中心的产业空间布局模式;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当地和周边制造业,其"中心效应"拉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功能。研究结论为大都市圈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采取错位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生产成本与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5个行业以及制造业29个行业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效率的路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整体生产性服务业来看,生产成本和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其中生产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较小,各细分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生产成本中介效应占比的程度趋同;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则相对较高,同时各细分生产性服务行业创新能力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表现出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招商引资程度,促进区域制造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选择招商引资行业时需要考虑地区制造业产业特色;重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产业融合度的增强。     

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结构及集群状况研究

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江西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处于成长期的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利用1995-2008年江西省服务业的统计数据,从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角度计算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实际增长率,并进一步剖析了江西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行业结构、行业发展速度和区际差异。江西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协调能力,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品牌建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助力工业效率提升？

作为工业部门的重要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工业化发展具体重要作用。为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助力工业效率提升，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的作用路径，采用2005—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考虑空间效应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就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不仅表现为“本地效应”，而且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考量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知识存量和改善市场环境这三条路径来作用于工业效率并助力工业效率的提升；（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助力工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对工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探讨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根据1993~2008年数据,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及细分行业技术效率的时间和区域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呈现出小幅波动特征;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专业化水平、规模经济和市场化水平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以上结论在细分行业之间的表现不尽相同。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通过形成规模经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引领城市科技创新等,有效推动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促进了城市集聚扩散功能的发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已经成为全球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为适应中心城市特征的变化,同时真实地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时代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规律性趋势,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中心城市等级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工具对不同等级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等级中心城市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遵循从全国性中心城市向地区性中心城市依次递减的规律;全国性中心城市对相邻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影响显著为正;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也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将能够有效地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进城市化了吗？

本文在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综合框架下研究中国284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且专业化集聚作用效果更明显;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则通过市场外部性作用于城市化。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西部地区影响大于东、中部,而多样化集聚和空间集聚规模的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亦对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测算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并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自东部往西部呈现逐渐降低的梯度分布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与服务业发展水平负相关;人力资本、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城市化率和居民收入对服务业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只对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只对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显著影响。     

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测算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协同集聚能够显著提升经济韧性水平；分维度看，协同集聚对抵御力和恢复力的提升作用显著。异质性研究表明，协同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强于东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强于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N型变化趋势。同时，提升人力资本是协同集聚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鉴于此，应提高协同集聚质量，促进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强化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发展的经济意义及路径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在众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程度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方式。近年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引起了我国的高度重视。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意义入手,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思路。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与进展,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生产性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几个方面概述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总结已有研究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     

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动因分析

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重点发展的主导性产业,成为许多经济强省的支柱产业。但在一些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新型产业基地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本文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动因进行分析,以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利用外资与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国内金融发展的作用

国内金融发展可以放大外资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积累和形成中的作用,而且也影响了外资对生产性服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金融发展也包括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对于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竞争效率的提高,同时金融开放也意味者从外部引进了金融资源,提高了融资水平。总之,金融发展可以加强外资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利用中国1985-2009年有关年度数据进行经验实证分析表明外资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具有很大影响,金融发展也显著影响了外资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