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

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殃及很多国家的实体经济。相对于金融领域，中国的实体经济经受的考验更严峻。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时说，中国四万亿投向实体经济。有读者为此问：如何界定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衰退有哪些表现？     

一周人物

与每年以将近20%速度增长的现金需求相比,人民币生产能力的增长相对缓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马德伦发表署名文章坦承,影响现金需求的因素很多,中国央行并不能完全掌控。影响现金的因素有经济的、金融的,有政策层面的、管理层面的等等,这对预测现金运行趋势,投放现金增加了不少困难。     

银行体系须重视微观层面改革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谈到银行业的微观改革时说:"目前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的金融改革,在很多人都把它放在宏观经济范畴的情况下,我特别强调金融改革,其实有很多内容是微观层面上的改革,虽然说金融改革涉及很多复杂的政策,但是也有很多很简单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也都没有做完没有做好,有很多和一般工业企业差不多简单的微观层面上的改革,或者说并不复杂的改革,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周小川指出,撇开宏观方面不说,中国的银行体系从微观的层面上尚存在四个问题.     

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11月15日】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2002年以来首次降到一位数。过去，人们曾普遍预测，今年夏季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经济增速将会放缓。也有很多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因此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     

宏观调控到了放松的关口

如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维持全方位、大力度的宏观调控,经济下行可能会真的加速4月13日,市场瞩目的中国经济数据终于公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至8.1%,大幅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8.4%,这也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水平。在此之前,虽然市场对于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有所准备,但8.1%的增速仍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五个季度下滑,这显示出。     

经济决策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要向市场发出清晰的面向发展的信号,才能稳定市场的信心2014年已经时间过半,中国经济形势和微刺激的成效到底如何?据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观察,这半年来中国经济存在几个"差异"现象:一是宏观比微观要乐观。尤其是5月份的官方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有回暖迹象;但来自企业层面的反映表明,微观经济仍十分低迷。二是中央比地方乐观。中央认为,以GDP增速7.5%为代表的诸多主要经济目标能够实现,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一些地方则对此忧虑重重。     

数字经济的理论特征、实践困境与发展思路——以社会主义理念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化是推动发展的一种手段，不能简单地把它同经济制度相挂钩。虽然数字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很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迥然不同的特征，甚至有点“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倾向，但数字经济绝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更不能将其视为共产主义到来的前兆。所以，理性辨析数字经济发展的风险、认真思考数字经济的生产关系，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无谓反思，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赋予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数字化浪潮中不会迷失方向。为此，本文从经济手段、所有制关系、分配方式和分工协作四个层面，论证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进而围绕数字经济实践所面临的互联网所有制私权化和雇佣劳动隐秘化两大现实困境，阐释了数字经济偏离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缘由及特点；最后，立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数字经济，归纳出它的理论与实践本质，阐释了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数字经济发展观，指明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     

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及其未来

<正>和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分离模式不同,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领域。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代到当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层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认同。中国一直以来存在一个至少有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     

中国楼市疲软政府是否救市有争议

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中国楼市近期全面疲软。但是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仍有较多增长点，楼市下跌不会对宏观中国经济层面产生较大影响，因而不需要政府介入救市。     

没问题的8％

有专家认为，中国还有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比如城镇化建设、中小企业发展、农村发展等，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也将提升。当然，这些领域潜力的发挥，需要通过推动改革实现。而近一段时期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显示了中国的努力。     

消费之重

“启动内需”已说了很多年，在出口和投资迅猛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彼时的这一提法更多只是停留在较为务虚的战略前瞻的探讨层面。时至今日，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世界经济“滞涨”、中国出口锐减、投资拉动不再足两位数字增长的情形下，2012年中国经济已开始真正步入“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元年”。     

制度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

近来学术界就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能力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在未来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会保持快速增长能力;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08年奥运会或者10年世博会之后就会陷入衰退,其主要依据是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本文拟从制度层面来分析和探讨我国经济的现状和持续增长能力因素问题,并最终回答怎样才能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稳定的增长等问题.     

企业提升竞争力12策

“龙形经济”对策 中国经济的现状就是一条龙。龙头高耸入云,龙尾还在海面之下。中国人造的飞船已经上天,但还有几千万人没吃饱饭,局部的高度发达和局部的极端落后集于一身。 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同时完成不同层面的任务:“知识经济”层面的工作要完成,“农业经济”层面的任务还要补课。这就好像有一个很特殊的学生,大学的课要上,中学的课要上,小学的课也要上。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比较狭义，就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另一个层面比较宽泛，不仅关乎经济问题，还包括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甚至还有文化问题。这两个层面紧密相关，因为如果没有中国30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其他方面也不会有人注意。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差异性与协同性研究

文章基于HP滤波等多种周期项分解方法,对1960～2016年中国和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持续性等进行比较,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交叉相关系数检验研究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人均GDP波动幅度超过美国,持续性(时间序列相关)短于美国;中国经济收缩深度和扩张深度超过美国;中国分类经济指标的波动性从大到小排序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平滑度低于美国。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有不断加强态势,居民消费是中美两国协同程度最高的分类经济指标。美国经济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过程显示,双边贸易是美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渠道; 1单位美国人均GDP正向波动在当期会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产生1. 0041单位的正向冲击,对中国人均GDP造成0. 3635单位的正向冲击。在中国省区和美国州区,高收入地区的经济波动(波动持续时间和波动深度)低于低收入地区,收入水平与经济周期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省区之间的经济协同高于美国州区;中国省际经济与美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美国州际经济与中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中美两国高收入地区经济的外部相关性比较低,经济独立性高于中低收入地区。     

五大经济引领中国

正中国需要的经济动力很多,但房产经济除外。因房地产市场面临销售下滑等诸多风险,更多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悲观预期加剧,各种拯救房地产的言论和政策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引起不小的经济波动,但中国经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有很多产业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程度,这些可以挑起中国经济大梁的产业不仅可以弥补房地产下滑带来的问题,还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经济的真正支柱。     

体制变迁路径与传统文化背景的逻辑一致性诠释

迄今为止的从经济学层面和政治学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变迁路径的阐释性文献有很多，本文则尝试着从传统的历史文化角度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变迁路径进行诠释，试图将具有“渐进式”和“增量型”的“中国特色”的体制变迁路径，以传统的历史文化约束进行逻辑上的一致性阐释。     

振兴新能源需产业政策引导

坦率地说，中国在实施新能源政策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阻碍。一方面，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能源供给容易成为瓶颈，这使得国家在鼓励新能源的同时，对于打压低效污染性能源有所顾忌。其次在技术层面，中国更多地是在引进外来技术，而自身缺乏独创性。这也恰恰显示本国新能源政策是相关人才培养方面的缺乏。     

校车驶入“深水区”

中国的校车将是一项“系统工程”，很多层面都存在着利益博弈。     

2009—2010年展望

次贷危机使美国采取了危机处理式货币政策,表现为注入巨额流动性、大幅度降息和美元明显贬值。超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大宗商品价格迅速走高。这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有两个直接效果。一是在宏观层面上产生通胀压力,各国的政策反应就是紧缩货币政策。现在来看,2008年世界上很多央行货币政策都错了,只有美联储方向没错,一直在减息。二是在微观层面上大宗商品价格迅速走高会造成存货增加,这在中国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