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生师比问题的研究

高等特殊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教育对象为健全人和残疾人。合理的生师比是该教育体系的成功实施的重要因素。对健全人实施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项目的生师比可以参照国家规定的普通高校的生师比,对残疾人实施的高等教育项目的生师比目前没有国家标准,是中国残疾人高等教育教师配备的一个空白。试图通过对现有各级各类学校的现有政策的研究分析,提出适合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生师比。     

“十五”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分析

"十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呈东西高、中间低的"波谷"状分布,这是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密切相关的。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是把我国家建设成为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     

中外城市郊区化差异比较研究

郊区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必然扩散趋势。但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区域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 )条件、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不同 ,郊区化的道路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我国郊区化的动力、过程、程度和结果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为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城市化和扩大内需提供参考与借鉴。     

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区际差异分析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运用经济计量方法,采用C-D生产函数的增广形式,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8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分别考察了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区际差异。结果表明,教育经费每增加1%,东部地区GDP将增加0.625%,中部地区GDP将增加0.470%,西部地区GDP将增加0.281%。为缩小区域间的差异,应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教育事业;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平衡各区域的教育事业,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地区税负差异与地区经济差异--一个横截面时间序列方法

本文利用横截面时间序列方法对当前各地区存在的激烈财政竞争和地区间日益扩大的人均产出差距两个背离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各地致力于降低本地税收成本的财政竞争对改变本地落后的人均产出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与税负相比,改变地区本身的区位劣势和初始经济水平更为重要,而改善本地财政支出水平和质量对有效降低税收对本地经济的扭曲意义重大;同时变系数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区域间和同一区域不同地区税收对经济扭曲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目前存在的不同区域和同一区域不同地区人均产出水平的较大差异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分析认为,着眼于降低本地区税收的扭曲比单纯地降低税收负担更有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产出水平.     

中国义务教育效率的省际差异及投入拥挤研究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07年小学和初中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省之间教育资源投入的冗余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省际非均衡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反而效率较低,这主要是由过度投入导致投入拥挤所致。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小学和初中教育的效率水平比较接近,且均表现为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较高。为了缩小省际间义务教育效率差异,政府可以采取平衡各地教育经费投入、优化教师结构、推行各地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等措施。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

本文描述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在行业获得和工资上的差异,并且用计量方法对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表明,男女工资差异主要由同类行业内工资差异引起,而由于两者行业分布不同而带来的工资差异不大;歧视是造成性别之间的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很小。由此,缩小行业内的工资差异,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是缩小工资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的效率差异与对策——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的经验研究

公共教育经费的配置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各级次教育的经费投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经费配置的效率也不同。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的计量表明,各地区公共教育经费的配置方向与该地区各级次教育的效率优势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经费投入向义务教育倾斜,中西部地区则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倾斜,而东、中、西三大区域教育效率的优势却呈现出分别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初等教育集中的地区差异。所以,中国公共教育经费的配置,应该考虑各级次、各地区间的教育效率差异,主要思路是:保障基础教育,优化教育经费配置的级次结构;实现教育分工,优化教育经费配置的地区级次结构;重视中部地区,提高教育经费配置的公平水平。     

时间性差异与暂时性差异的比较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所得税》（以下简称“《所得税准则》”）从《国际会计准则》中引入了“暂时性差异”的概念，并要求“按照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目前大多数人仍然习惯予按照时间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对暂时性差异还很陌生，只要理解了时间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就不难掌握暂时性差异。     

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分解

系统地计算了1978--2009年江苏省县域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并将其分解为三个部分：区域内经济差异、区域间经济净差异和区域间经济逆差异。结果表明：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呈波动性的扩大趋势。在小尺度县域单元上,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主要受一般县市经济差异的影响,市辖区的差异变化不大。在大尺度区域单元上,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的经济净差异决定着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随着区域间经济逆差异越来越小,苏北、苏中人均GDP高的县市逐步被苏南入均GDP的低的县市赶上和超过。要积极壮大苏中和苏北县域经济,实施有利于缩小经济差异的区域政策和措施。     

我国区域粮食安全演变:1949—2008

利用人均粮食占有量衡量1949—2008年我国不同区域粮食安全状况,结论表明:①我国粮食安全状况趋于好转,但整体安全水平仍然偏低;②主产区粮食安全状况整体趋于明显好转,非主产区粮食安全状况整体变化不明显;③东部粮食安全状况先变好,然后再变差,中部粮食安全状况整体趋于明显好转,西部粮食安全状况先变好,然后再变差;④我国省级层面粮食安全状况整体趋于好转。     

吉林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考虑到测算吉林省区域差异的必要性,在分析有关区域差异内涵和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方面,提出一种有关区域差异形成机制的假设,在实证研究方面,运用Theil指数的空间分解和基尼系数的产业分解两种方法,分析了吉林省1993—2003年这段时间内其区域差异的变化情况,最后简要分析了上述结果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对人均消费增长贡献最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人均储蓄存款增长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也有比较大的贡献。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这一结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人均消费增长也对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有着微弱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扩大,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与农村县域内部的差异越来越显著,且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区域经济差异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四个方面;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主要有历史因素、地理区位、区域发展策略、中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与质量、全球化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等。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得出区域发展策略是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对区域差异的影响最大。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EARNINGS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THE CASE OF INDIAN MEN

The paper associates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with outcome differences that can be accounted by predetermined circumstances which lie beyond the control of an individual, such as parental education, parental occupation, caste, religion, and place of birth. The non‐parametric estimates using parental education as a measure of circumstances reveal that the opportunity share of earnings inequality in 2004–05 was 11–19 percent for urban India and 5–8 percent for rural India. The same figures fo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equality are 10–19 percent for urban India and 5–9 percent for rural India. The overall opportunity share estimates (parametric) of earnings inequality due to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caste, religion, region, parental education, and parental occupation, vary from 18 to 26 percent for urban India, and from 16 to 21 percent for rural India. The overall opportunity share estimates fo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equality are close to the earnings inequality figures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analysis further finds evidence that the parental education specific opportunity share of overall earnings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equality is largest in urban India, but caste and geographical region also play an equally important role when rural India is considered.     

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分析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大卫·罗默的假说,由于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实际的经济增长将呈下降趋势,即存在因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而引起的"尾效"。1978—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平均每年约为1.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由于土地资源的消耗,在1978—2005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降低了1.26%。按照这一数据推算下去,到203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因为土地资源的"尾效"而降低到目前经济增长率的74%;到205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将会因为土地资源的"尾效"而降低到目前经济增长率的57%。     

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的空间分析

文章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定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的总体水平与空间变化特征;并引用国外的区域分离系数等方法,分析了江苏省经济增长与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变化的相互关系,即随着江苏省的经济增长,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逐渐发散趋异,城乡两大区域逐渐收敛趋同。通过各市县经济增长对区域差异收敛与发散贡献的空间分析,得出江苏省城市、农村、苏南、苏中与苏北地区分别表现为向下收敛、向上收敛、向上发散和向下发散的结论。     

2000—2005年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以经合组织(OECD)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方法为基础,测算了2000-2005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位GDP的变化,并分解为资本效率、人均资本、专业化、就业率、活跃人口等几因子.比较了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及原因,并且进行了归类.结果显示,对所有省份而言,人均资本的增加是CDP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因素,资本效率下降是重要的障碍;专业化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就业率、活跃人口在多数省份为正面的影响,然而影响较小.     

ON THE ROLE OF CAPITAL GAINS IN SWEDISH INCOME INEQUALITY

Realized capital gains are typically disregarded in the study of income inequality. We show that in the case of Sweden this severely underestimates the actual increase in inequality and, in particular, top income shares during recent decades. Using micro panel data to average incomes over longer periods and re‐rank individuals according to income excluding capital gains, we show that capital gains indeed are a reoccurring addition to rather than a transitory component in top incomes. Doing the same for lower income groups, however, makes virtually no difference. We also try to find the roots of the recent surge in capital gains‐driven inequality in Sweden since the 1980s. While there are no evident changes in terms of who earns these gains (high wage earners vs. top capital income earners), the primary driver instead seems to be the drastic asset price increases on the post‐1980 deregulated financial mark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