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长期性，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实施了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战略决策，农民增收初步得到保证。但“三农”问题固有的特性，要求必须拓展认识空间并寻求更有效的对策与政策。试图从公共财政视角去审视“三农”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税收政策选择等对策建议。     

"后农业税时代"的几点思考

现行农业税制度已不适应农村经济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已经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取消农业税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举措,但它也同时带来了诸多问题 ,必须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解决.     

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职能定位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取消农业税最直观的效果是规范了对农民收取的各项税费,减轻了农民负担,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但是,在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的发展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并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一、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发展面临着新问题村级组织     

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基于制度分析框架的回顾与总结

文章运用历史和文献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并进一步评估了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以期对我国“三农”政策设计和研究有所启示。     

农业税废存的理论思考与改革构想

取消农业税，是国家在制度安排中体现公平的一种改革措施，也是解决目前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三农”问题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取消农业税已付诸实施的今天，再从社会公正与税收效率的理论角度分析农业税的废存，有助于加深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取消农业税只是目前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并不是给农民特权，随着以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应该也有纳税义务。     

论"三农"问题的理论逻辑

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形成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本文从农村人口、农业生产效率、基层政府等几方面入手,通过对“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试图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三农”问题的理论逻辑。从而为正确认识“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对减免农业税定性及定量之简要分析

我国农业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是中央从巩固和加强农业、维护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出发，针对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向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迈出的重要步伐。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显示了政府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式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从定性、定量的角度来分析．减免农业税都是多赢之举。     

试谈"三农"问题的根源及破解之机遇

“农业、农民、农村”问题通称“三农”问题,是传统农业经济（实质仍然是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难以新生,农业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其现实竞争及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目标就是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增加农民收人

“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增收问题。目前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已成为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重新全面审视农民增收问题,为综合治理、统筹解决农民增收难题提出新的思路与应对之策。     

论取消农业税费的必要性及应正视的问题

取消农业税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举措.然而这一举措的实施,将会对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农村基层政权、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管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从美国农业税收看中国的农业税制改革

当中国告别2600年的农业税,开始无“皇粮国税”的新纪元之时,横看先进发达的美国农业税制,将中国税制进行比较,同时剖析“零税率”的中国农业的前景与困境,以期给农业税改革些许启示与借鉴,为农业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基于重庆市北碚区、合川区8个乡镇的样本

通过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理论框架,以无任何规制的情境为基准,比较研究要素型环境税、总量型环境税、总量型环境税/补贴、产出型环境税及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检验五种规制机制与无规制情境下,农业面源污染者与规制者的博弈行为,并基于效率性和稳定性方面的差异,对五种规制机制进行优先级排序。研究发现：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要素型环境税、总量型环境税和产出型环境税优于污染总量型环境税/补贴和集体罚款机制,要素型环境税和产出型环境税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且二者显著优于总量型环境税机制,而集体罚款机制优于污染总量型环境税/补贴机制;集体罚款与污染总量型环境税/补贴机制与无规制情境之间无法进行比较,前两者虽然规制效率高于无规制情境,但规制稳定性很差。     

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问题

根据税法的可税性理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应给予税收优惠;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其赔偿准备金,应给予其税收优惠;各国都把税收优惠作为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国有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农业相互保险社、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应免除一切税收;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根据具体情况,或予以免税,或予以减税.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不应被课税.我国应在已有针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法律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税收优惠制度,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     

安徽省税种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

根据安徽省1994年—2012年的样本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模型,对税种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降低人均生产总值,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各税占总税收比重的增加会提高人均生产总值,资源税的经济效应不显著。因此,应该进一步优化现行税制结构:有序推进"营改增",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享体制;提高所得税的比重,增强其收入再分配作用;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度调节农业各税,培育农村大市场。     

试论陈云农业税思想的科学内涵

陈云长期主持我国财经工作,他重视农业税的职能作用;主张轻税政策,减轻民负;强调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并严格农业税收征管,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研究陈云的农业税思想,对于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全面发展,推动广大农民增加收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后农业税时期确保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探讨

2004-2006年,在政策的推动下,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如何保证后农业税时期农民长期增收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我国全民小康仍旧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本文从财政支农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农民增收难的财政原因,提出必须实行长短结合的财政政策,积极完善农民增收的财政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长期增收难的问题.     

公共政策终结的动力学分析——以取消农业税为考察对象

政策终结是一种政治过程,存在着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阻止政策终结的阻动力,公共政策的终结成功与否取决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从动力学的视角构建政策终结的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农业税政策终结中各种力量的动态博弈过程."两个趋向论"彻底消除"取消农业税淡化农民国家意识"的心理顾虑,确保农业税条例的顺利废止,成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历史怪圈.     

工业反哺农业——一个基于理论分析的框架

从原材料来源或历史的角度讲,工业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地表资源进行深加工而形成的工业企业,另一个则是对于地下资源进行开采或深加工而形成的工业企业.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从路径上讲,主要有:"反剪刀差",废止不利于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政策,产品支农,工业化理念和制度的支持,捐赠和税收的支持,等等.     

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制度创新的思考

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尤为突出.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加重农村财政的困难.导致农村基层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行财政体制还不完善、不合理.要从根本上解决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农村基层财政的困难问题,必须在财政制度上进行创新,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宏观税负这个指标来衡量。其理论分析框架应该涉及两个方面．即“税从何处征”和“税向何处用”。前者由于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不同而涉及到税制结构问题,后者由于不同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不同而涉及到财政支出结构问题。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最优宏观税负这个指标实际是不存在的。把这个框架运用到我国现实,可以从完善税制结构和优化支出结构两个方面来有效促进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良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