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股票价格、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对包含股票价格在内的新凯恩斯模型的结构方程进行估计,分析了股票价格和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认为股票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连,货币政策调整可以平滑经济波动。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宏观调控效果,得到的结论是,将股票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的调控范围会改善货币政策效果,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     

美日半导体贸易摩擦与中美科技博弈：比较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崛起引发美日半导体贸易摩擦。美日双方签订两次《美日半导体协议》后,日本最终丧失半导体产业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美国对华科技博弈开始。美国发起的美日和中美贸易摩擦,均涉及半导体产业,但本质不同：对日本意在争夺市场占有率,对中国旨在遏制科技发展;对日本采取单边施压,对中国采用结盟打压;日本被动迎合美国要求,中国采取有理有节的反制措施。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和科技持续较快进步对美形成压力;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在国际供应链上与中国“脱钩”。美日半导体贸易摩擦的历程,也是两国半导体产业高速发展和相互赶超的过程。面对美方发起的科技博弈,我国要健全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型举国体制,把握好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磋商与反制的关系,提升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     

不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50个国家1997~2015年的年度数据,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表现为低汇率波动促进经济增长,高汇率波动抑制经济增长;第二,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弱化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且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存在异质性;第三,不同汇率波动幅度下,汇率波动与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     

银行体系、技术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运用新凯恩斯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效率、经济结构变化对技术冲击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印证了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刺激产出、消费和投资,还可以降低社会总体价格水平,而金融中介效率、资本收入份额和折旧率的高低都不会影响技术冲击的传导路径。同时,本文的研究还显示,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体系效率越高,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越小。该结论意味着,在当前阶段我国应着力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以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     

银行资本缓冲、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减少银行信贷行为的亲周期效应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理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波动下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调整行为特征、资本缓冲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传导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2000-2010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该问题分析提出的相关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银行资本缓冲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有别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资本缓冲与经济波动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①(2)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在经济周期上升期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增加资本金②或权益的方式实现的;(3)我国银行信贷增速呈现出有悖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逆周期特征,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的正相关关系强化了银行信贷增速的逆周期特征;(4)资本缓冲会显著降低银行的存款溢价,而其对贷款溢价的影响并不明显;(5)资本缓冲对存款溢价的削弱作用更多地出现在经济下行阶段,而其对贷款溢价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周期并未呈现显著差别。     

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企业行为

“经济大气候”的变化一直是经济学家、企业家关系研究的重点,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企业行成为已成为业界主要讨论的主题.一个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不仅会受到内部管理水平的影响,还与宏观经济波动有关.管理水平决定了企业微观行为是否合理科学,而宏观经济波动却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尽管通过提高管理水平、调整发展策略、细化市场、开发新产品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能暂时稳定企业的内部小环境,但依旧无法忽视宏观经济波动的存在.     

宏观经济波动、金融监管要求与商业银行顺周期性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速,金融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显著,金融的顺周期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文通过构建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机制模型,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我国70家商业银行2006～2015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周期性问题以及顺周期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逆周期宏观审慎调控的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度与中国政府支出

将我国政府支出分为总支出、狭义政府消费、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等7类,利用协整及基于ECM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联合约束检验分析技术,考察了贸易开放度与各类政府支出之间的长期均衡及短长期因果关系,并对我国政府部门在应对外部冲击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能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与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随着政府支出功能性质的不同而改变,目前我国政府支出仍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那些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建设项目以及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所支付的工资和其地投入上,而对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相对不足,这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使用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从国家和省际两个层面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门槛效应,我国处在能够获得资本账户开放红利的区间。其次,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促进作用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呈现非单调的关系。最后,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更好地享受资本账户开放红利,我国应进一步提高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对各地区来讲,有的应进一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有的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降低外贸依存度。     

共同富裕、贸易开放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本文利用2002-2018年期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来看,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是成立的。(2)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促进子代教育、职业向上流动显著提高代际收入流动,但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高子代个人努力程度的两个机制作用不显著。(3)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男性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女性子代的影响不显著,与此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弱势群体”特点,显著提高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代、低收入家庭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助于这类子代跳出“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本文研究提示贸易开放提高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在继续提高贸易开放水平的同时,应进一步重视提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关注女性子代的收入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贸易板块的冲击--基于事件研究法

中美建交40周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既有合作又有摩擦。自2018年3月美国向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导致国际贸易板块剧烈波动,引发投资者恐慌情绪。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法,分析"正面"和"负面"中美贸易摩擦新闻事件分别对国际贸易板块的影响,首先通过对"窗口期"平均异常收益率进行分析,为投资者分别提供在中美贸易新闻"正面""负面"事件冲击下利用股市"T+1"交易机制对国际贸易板块进行投资时获利的最佳投资点;其次通过对"窗口期"累计异常收益率的分析,为投资者分别提供在中美贸易"正面""负面"两种新闻事件冲击下对国际贸易板块进行投资的最佳区间,最大化其超额收益。为投资者在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对国际贸易板块进行投资时,合理的规避风险、最大化其超额收益,同时提升投资者在负面新闻事件发出时的情绪,减少国际贸易公司市值的进一步缩水。     

中国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的制度成因及破解的制度安排

经济周期的直接成因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一致.总需求的周期性与总供给发生偏离,是经济制度本身的某些特点造成的.应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具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并有效的发挥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平抑作用.     

国际产业结构的趋同与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

国际贸易理论阐释了在完全分工与贸易互利性的双赢理念.现实的国际贸易实践却是:在关乎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农业以及能带来高额利润的高科技产业和其它产业,出现了国与国之间同构的现象.出口相似性指数和产品相似系数都显示了这种同构日趋严重,文中的博弈模型论证了产业结构的同构引发了国际市场上激烈的竞争,致使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风起云涌,呈现出广泛性的特征.     

企业效率异质性、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与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效率企业而言,中国高效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紧。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利用一个具有金融摩擦和异质性效率厂商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影响资源再分配的机制,以及金融摩擦通过资源再分配效应对产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论文理论研究表明,金融摩擦会通过收紧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产生资源错配;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都会通过改变企业融资约束产生资源再分配效应,并放大整体经济波动。论文对模型的数值模拟也证实了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以及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经济波动、不良贷款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在全球经济变动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波动的信贷周期及银行亲周期性的双重特征极易触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本文以经济波动与不良贷款的关系为切入点,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上述问题并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研究、评估经济波动对银行业的潜在影响、审慎使用信用风险模型、实施差别化的调控政策、推进银行战略转型等政策建议,以有效预防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