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评估及异质性研究

为了探求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实施效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合成控制法科学评估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探讨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原因。结果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时滞性、短期负效应冲击和区域异质性;地区政府财政实力、人力资本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既要不断夯实协同根基、提升协同效率,更要重视“异质性”影响、突出“差异化”共治的政策建议。     

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     

碳交易政策下区域减排潜力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双重视角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于充分激发碳交易政策的区域碳减排潜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基于2005-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DID和PSM-DID方法评估碳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SF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效率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方面探讨碳交易政策的作用机制,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区域验证。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能推动试点和非试点地区协同减排;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从东部、中部到西部,碳交易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减弱;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更多受益于碳交易政策,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较弱,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效果也较为明显。基于此,从完善碳市场建设、制定差异化政策、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协同减排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旨在促进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吗?——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7～2016年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层面的数据,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广义空间面板两阶段模型验证了市场一体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与3种污染物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和污染排放强度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当市场一体化超过一定的临界水平后,市场一体化对污染排放呈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长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已进入市场一体化的减排阶段;市场一体化强化了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的减排效应;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的市场分割显著促进了本地的污染排放。本研究对长三角地区推进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和地区协同减排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当市场一体化达到较高水平后具有促进地区协同减排的作用,应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以充分利用市场一体化的减排效应。     

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对环境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碳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碳交易政策是基于市场机制控制碳排放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核心政策工具。采用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基于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看还是分区域看,碳交易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但效应的大小存在区域差异,碳交易政策在东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比中西部地区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可通过减少能源消耗规模、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实现减排,能源规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投资等在碳交易政策传导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这种传导机制存在区域差异。     

高铁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05—2019年湖南省经验证据

文章分析高铁对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指出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产生市场一体化效应、城市竞合效应和城市群空间效应，导致城市体系多中心化、产业结构相关多样化、创新网络结构有序化，催生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基于高铁建设背景，利用2005—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湖南区域协同发展水平，采用ESDA分析其演变特征，使用DID模型验证高铁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高铁时代湖南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2)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空间结构优化，协同水平最高的是长沙，京港澳高铁沿线的长株潭、岳阳、衡阳和郴州协同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大湘西地区，整体呈现由东至西梯度递减态势；(3)高铁对湖南区域协同发展具有正向影响；(4)高铁通过城市体系、产业结构、创新网络、旅游业发展以及环境协同治理等间接影响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取向是低碳绿色发展。以治理大气污染为导向,以能源革命为保障条件,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需要按照节能减排目标,淘汰落后产能,改造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治污带动发展,发展促进治污”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需要技术支持,更需要资金支持。在多渠道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方面,必须搞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在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引导能力和支持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到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升级中,为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京津冀工业分行业协同降耗的重点行业与关键因素的选择思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节能减排是重点突破领域。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京津冀个体或整体的节能减排等问题进行探讨,一致认为区域协同是推动京津冀节能减排的关键。因此,文章考虑京津冀能源强度的差异性,针对工业降耗的关键性,基于"两个维度"和"两个层面"探讨了京津冀工业分行业协同降耗的重点行业、关键因素及路径的选择思路。最后,对京津冀协同降耗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协调问题提出了建议。     

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处理好地方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重竞争、轻合作的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理论分析表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对地方政府的合作行为进行持续的协调，并确保协作结果对各个地方政府可见，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从“各自为战”走向“合作共赢”。本文利用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中央政府协调长三角地区进行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效果，发现自该政策执行以来，地方政府对秸秆焚烧、机动车和企业污染排放等污染源头进行了实质性的治理整顿，使得长三角区域内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尤其在省际边界地区取得明显的治污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空气污染这样具有高传输性和显著负外部性的治理难题，也能在中央的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下得到有效解决，这为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中国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实现最优生态效率对于改善环境条件同时确保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基于城市群视域,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99个城市2010—2019年的生态效率,揭示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规律,进一步通过Tobit模型识别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总体发展较为稳定,呈上升趋势。2010—2019年,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2)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升—降—升—降的“M”型结构,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升—降的倒“V”型结构,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呈平稳上升趋势,且长江中游城市群增幅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起到了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提出重视区域异质性,发挥政府在经济和产业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等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合作既是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也是地方政府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重要政策手段。基于此,以27个省（市）2011-2018年面板数据为支撑,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科技人才政策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2）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产学研合作的门槛效应,即在产学研耦合度大于0.524时,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加明显;（3）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中东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协同政策组合效应优于西部地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各省科技人才政策的精准有效设计、优化产学研协同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城市创新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力量之源，低碳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全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各类试点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3条路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第三，城市特质会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在人口规模与抑制效果之间呈现倒U型作用，并且资源型城市的抑制效果显著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