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调整

本文通过运用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6～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市场竞争下资本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资本与风险行为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且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不对称。其次,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对银行风险行为无显著影响,其要害在于: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工农中建化"现象。再者,市场竞争对银行风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它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大于资本约束。也即,伴随着国有银行制度改革的推进,多元化产权竞争格局逐渐形成,一方面银行业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国家声誉的不可退出性,使得中国银行业在完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默许下,内生出风险承担偏向。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减税能够减少企业现金流出,使企业在面临较高风险时能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或使企业更愿意尝试收益较高、对其发展更加有益但可能要求其承担更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提升能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推进技术创新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带动相关产业的升级和发展。而且,减税在市场化进程较落后的地区能发挥更显著的政策效应。因此,应考虑不同市场化进程下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使减税政策更精准、更全面地发挥效力。     

货币环境、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1998～2010年期间59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假说。实证结果显示:(1)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收入和估值效应、收益搜寻动机、竞争效应3种子机制均存在;(2)规模越大、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越低;(3)与传统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结论不同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强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约束作用。为避免银行体系风险的过度积聚,政策当局可考虑银行业资本充足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搭配使用传统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弱化国内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是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和实现金融稳定的必要途径。     

资本约束、治理机制和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运用我国2006—2009年34家商业银行的127个面板数据,对资本约束、治理机制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银行的风险主要与银行的治理机制有关、与银行的资本约束无关,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董事会的规模与银行的风险负相关,高管的薪酬与银行风险正相关。银行资本的变动受到两者的共同影响。     

资本约束、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关系研究

分析资本监管对银行行为的影响途径及其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关系,揭示风险识别与定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拓展风险承担渠道的概念后,发现流动性与风险承担行为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会相互加强.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文章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发生的6次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事件,采用事件分析法测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程度,以揭示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结构性货币政策公告的发布会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产生影响,当发布新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公告时,会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当发布现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再次操作的公告时,基本不会改变原有政策走向,因此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由此,文章提出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效应的对策建议。     

利率市场化下城商行资本缓冲对风险承担的“U”型影响研究

运用2005~2014年我国50家城商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论文分析了利率市场化下银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资本缓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但其影响关系并非是线性的,而是一种"减弱—加强—减弱"的"U"型关系。因此,城商行在进行风险管控的时候要注意缓冲资本的计提对其"U"型的影响。此外,在城商行进行风险管控的过程中要注意现阶段银行风险的顺周期性特征。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6年至2021年36家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负向关系起中介效应。资本充足率对其起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城商行而言,其中介效应更显著;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股份制行和农商行而言,其调节效应更显著。因此,要有效防范银行风险,就必须适度加强货币政策稳健性,优化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制度和资本监管水平。     

公司治理、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07-2017年中国25家上市银行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公司治理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正U型关系,较低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银行风险资产配置权重,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会促进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过大将平滑单个董事表决权,导致董事会控制效率下降而引发银行经营决策频繁变动,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的趋严促使银行减持风险资产进行资本补充;资本监管对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与城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货币供给增速的放缓将降低银行存款吸收能力,由此加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货币供给对银行信贷存在制约效应;经济增速的下调将降低企业盈利能力,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银行存在顺周期放贷倾向。     

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2008—2018年间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采用KV度量法刻画信息披露质量,实证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低股权激励强度、CEO非创始人、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中,上述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互联网金融、存款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通过构建纳入互联网金融的银行环形城市模型,推演了“互联网金融→存款结构/付息成本→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以2003-2016年我国83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建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金融发展经由恶化存款结构和抬高付息成本两种渠道显著加重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其中,恶化存款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为50%左右,抬高付息成本效应的相对贡献为35%左右;(2)相较于互联网渠道构筑业态,互联网支付结算、互联网资源配置和互联网财富管理业态对银行存款结构和付息成本的不利影响更为强烈;(3)相对于国有、大规模、低流动性和低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非国有、小规模、高流动性和高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客户存款流失更快,平均付息成本上涨更多。     

影子银行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07-2020年中国120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商业银行主动发起或主导的类信贷影子银行业务对自身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1）影子银行业务增大银行风险承担，表现在影子银行业务参与度越高，银行总体稳定性越低、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越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越大；（2）影子银行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银行类型异质性，对于非五大国有银行增大银行风险承担，对于五大国有银行并未形成显著影响；（3）影子银行业务通过增加银行表内收益的波动性增大银行风险承担，开展影子银行业务是商业银行在严格资本和拨备监管下的被迫选择。因此，应对影子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重点监管非国有银行主导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继续积极稳妥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但也应允许适度有益的影子银行创新存在，以弥补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     

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学术界开始重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目前,将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大多文献只侧重于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把以上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着重分析资本监管压力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化来刻画资本监管压力的变化。本文选取了2004—2016年我国125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基于资本监管的视角

通过对比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4年资本监管新标准颁布前后的数据,研究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动态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前,资本监管对资本不足和资本缓存不足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这种积极影响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后持续发挥作用。而资本缓存充足的银行在实施新政策之前倾向于投资高风险资产,但在实施新政策之后为了向监管机构展示其良好的经营状况,会继续提高资本水平。资本约束对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基于资本监管的视角

通过对比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2014年资本监管新标准颁布前后的数据,研究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动态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前,资本监管对资本不足和资本缓存不足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这种积极影响在实施资本监管新标准之后持续发挥作用。而资本缓存充足的银行在实施新政策之前倾向于投资高风险资产,但在实施新政策之后为了向监管机构展示其良好的经营状况,会继续提高资本水平。资本约束对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工具类型、资本充足水平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分析

首先建立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我国100家商业银行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且存在门限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和非对称性均强于数量型;中小银行或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对此,央行在运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时应当关注银行的风险承担问题,在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加快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同时强化对中小银行或低资本水平银行的监管力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构建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和创新资本工具,尽快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和优化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