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

驱动绿色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企业基层党组织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手工搜集和整理A股上市民营企业党组织数据,从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党组织处于企业内部网络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党组织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党组织活动次数越多,企业内部对党组织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结论丰富了党组织嵌入和绿色创新相关研究,这不仅加深了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对绿色创新重要作用的理解,也从党组织嵌入视角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建议。     

党员CEO促进了ESG责任履行吗？ ——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协同作用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践行ESG理念对国家绿色发展目标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党员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党员身份显著促进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党员CEO与ESG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强制性、规范性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下,党员CEO促进企业承担ESG责任,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信息披露路径对ESG责任履行发挥了间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员CEO对ESG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低碳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推动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党员CEO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丰富了党员CEO参与治理效果的研究,为提升企业ESG表现,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高质量党建引领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背景,高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结合高端制造行业特征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刻画数字化转型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高端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通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路径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调节效应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高管具有金融背景以及两职分离的高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工具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立数字化系统管理制度以优化转型环境、培育数字化社会资本以调控企业资源配置、打造数字创新网络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将赋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雾霾污染、党组织嵌入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党的十九大召开的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2015-2019年城市空气质量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雾霾污染会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党组织嵌入治理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且该作用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更为显著,同时企业环保制度文化和政府补助在党组织嵌入治理发挥调节作用的路径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党组织嵌入治理的细分因素中,党组书记兼任董事长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更加凸显,且政府补助中介传导有效性的明显提升是党组织嵌入治理调节作用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更为显著的原因之一.回顾建党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福祉作为重要任务来推进,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其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本文证实了党组织嵌入能够推动企业"绿色治理"并强化党的号召在企业中的贯彻执行,相关结论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发展绿色经济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方面所产生的微观经济影响提供了佐证.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集,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重要条件。实证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驱动力;异质性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于战略性新兴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有效提升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拓展企业资源边界并提升企业的主动风险承担性。此外,标的企业之外其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显著溢出特征,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本文为理解中国政府前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效果、机制和发挥作用的条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支持,为完善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