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     

土地托管对资产收益扶贫的影响——基于湖南省H县的实证研究

土地托管推进了以土地与劳动为资产的收益模式发展,然而,其是否具有益贫性或者能够成为资产收益扶贫的方式有待探讨。以湖南省H县的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土地托管对于贫困户资产收益的影响,以及影响土地托管实现资产收益扶贫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土地托管有利于增加贫困户的资产收益;土地托管中,影响贫困户资产收益的因素主要有贫困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贫困户参与土地托管的时间、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贫困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因此,家庭劳动力的缺失、劳动力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缺失都制约着贫困家庭的资产收益增长。这就需要在土地托管过程中,为贫困户提供托管生产与服务费用补贴;通过"能力"扶贫增强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发展能力;通过"机会"扶贫增加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禀赋资源，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但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收入及收入构成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同。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的影响，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及家庭收入的量化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土地流转促使转入户经营性收入增长和工资性收入下降，而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最终对家庭收入影响不显著。（2）农村土地流转促使转出户经营性收入下降、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而对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最终促进家庭收入增长。（3）农村土地流转对土地要素禀赋不同地区的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上发现可以为完善和优化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进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收入结构对家庭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心理账户视角的研究

本文关注不同收入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从行为经济学视角解释了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和非工资性收入占比同时提高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间的边际消费倾向无统计差异。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更多用于居住等生活必需支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则用于提高众多子类消费。此外，以上结果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具有异质性。     

资产收益扶贫的机制创新与现实困境

与传统扶贫方式相比,资产收益扶贫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了政府职能,拓宽了投资领域,增加了贫困农户的收益渠道,实现了贫困农户、贫困村、政府多赢,开辟了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新途径。资产收益扶贫实行的时间不长,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产权界定不清、投资效益有待提高、分配不尽合理等问题。要进一步明确扶贫资产的产权,进一步放宽扶贫资产投资范围,对扶贫资产经营主体实行政策扶持,不断完善资产收益扶贫的运行机制。     

强化扶贫资金管理提高扶贫资金效益

1.建立贫困户参与选定扶贫开发项目的制 度。扶贫成效不显著,脱贫步伐缓慢,根本原因 在于资金项目多头管理,审批程序过多,贫困农 户实际需要的项目与上级安排的项目相脱节。 因此,在确定参与式扶贫项目上,要充分尊重贫 困农户的意愿,贫困农户与上级部门制定的参与 式项目,在征得批准后,项目和资金管理部门都 应该严格按规划安排和实施项目。要形成参与 式扶贫开发利用的机制和制度,对没有贫困农户 参与的规划和项目要做到项目不审批、资金不安     

链式融资模式与精准扶贫效果——基于准实验研究

文章在四川、重庆、江西三省2013年和2015年农户链式融资准实验的基础上,基于大样本农户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基于倾向得分的倍差匹配法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参与和使用链式融资模式下的减贫效果”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链式融资对农户减贫的效果整体较好,贫困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比例高于非贫困户,且从链式融资中得到的益贫效果也表现出边际收入递减的现象.(2)与农户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相比,农户在产业扶贫的基础上进行链式融资的减贫效果更好.其中采用“金融机构信贷→龙头企业(产业支撑)→农户”和“金融机构→专业合作社(产业服务)→农户”模式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存在显著的益贫效果;“资金互助社→农户”模式主要对非贫困户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而“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户”模式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减贫效果都不明显.     

小农户参与绿色产业精准扶贫的实践路径及效果研究——基于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固定观察点的分析

通过对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固定观察点H村小农户参与绿色产业精准扶贫的实践路径及效果跟踪调查发现:第一,H村实行的是外部财政和金融扶持的链式产业精准扶贫,内部企业与小农户参与的"产供销"和"种养殖"资源双循环链条,不仅能有效弥补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不足,还能将农业生产废弃物再利用以实现绿色发展;第二,扶贫企业WG创新提出的小农户与村集体"五统两分"的产业扶贫运作模式,增强了贫困小农户参与的主体作用;第三,三种实践路径对小农户增收较为明显,但收入的提升更多由资金集聚的规模效应产生,存在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参与主体利益冲突等问题。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采用市场机制配置农村建设用地,实现其权益价值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民增加土地财产性收入起积极作用。文章基于成都市郫都区实践,分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以及入市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效果及机制。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经济价值得以显化并增值,在此过程中,政府进行了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方式获得收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凭借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获得土地收益,并以2∶8的比例在农民个人和集体之间分配,成为农民个人及集体的土地财产性收益;(2)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农民获得"租金(现金分红)、股金、薪金和公益金",即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拓展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入市当年农民人均直接获取土地财产性收益2 086元;(3)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助推农民增收存在存量土地资源不够多、制度不够全等制约因素,需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供给,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     

城市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的相关性分析——以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为例

文章利用2012年《甘肃省发展年鉴》等统计资料,以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为例,对城市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的相关性予以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甘肃省城市化提升速度较快,农村居民收入绝对量逐年显著增加,但与人均GDP增速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相比增速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甘肃省城市化率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负相关,与工资性、财产性收入正相关,与转移性收入不完全相关。为此各级政府要在优化农业结构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科技立体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推进城镇化建设,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效应,提供农民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性收入;推行落实"四补贴"政策,开辟更多的投资理财渠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断促进城市化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升级优化,促进经济良性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出武陵山区2009—2013年的旅游扶贫效率,结合MI指数评价其效率形态,分为潜力型,朝阳型,黄金型和夕阳型。在分类基础上研究各类型旅游扶贫适宜采用的模式,四类型分别适用于产业联动模式,战略联合模式,政企合作模式,项目支撑模式。还原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随时间演进的路径,具体可分为往复式演进,渐进式演进和复杂演进。结合GIS空间分析功能从产出效益角度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研究其空间分异。两个角度共同揭示了旅游扶贫在空间上具备的聚集效益和区域间差距,但是某些县(市)旅游经济效益与旅游扶贫效率数据结果存在一定不协调,意味着必须在保证较高的旅游效益同时提高的旅游扶贫效率,从而实现旅游的精准扶贫。     

缓解贫困与人文关怀

贫困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古老的敌人。比起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对贫困的解读要滞后一些，其研究历程在经过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然结构、马克思经济学的制度批判和主流经济学的沉寂之后，开始注重贫困发生和缓解中的人文性、社会性、文化性等非经济因素分析与经济、技术因素的整合及运用。因此，破解亘古至今的贫困之谜，经济学必须张扬人文关怀的精神，这将对21世纪人类反贫困的制度安排、技术操作、组织构建和物质援助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Freedom of Choic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henceforth CA) views poverty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that is not only characterised by lows levels of achievement i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but also by a restricted opportunity to choose among different ways of life. The CA thus puts a lot of emphasis on (limited) freedom of choice as a crucial aspect of poverty. If poverty is seen in this way there are two way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poor: by broadening the set of opportunities open to them or by strengthening their ability to choose. The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latter. Although the CA discusses several possibiliti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choose it does not explicitly consider the role of enhancing the capability of choosing as a mea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aper summarizes which circumstances are seen in the CA as suitable for strengthening freedom of choice. Name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arket as an institution that trains the ability to choose, democracy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that is based on freedom of choice and participatory methods as an attempt to build explicitly on freedom of choice of the participants. Two shortcomings in the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 of freedom of choice in the CA are identified by discussing these institutions and circumstances: first, the interplay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s and individual agency is not modelled in much detail within the CA. Second, the CA does not provide an explicitly temporal model of agency. The paper takes a closer look at these shortcoming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ince the questions they raise are core questions of sociology. The problems are intertwined. In order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social embedding in the CA one needs to introduce time and processes as well.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show how social structures evolve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s. The paper gives an example of how sociological concepts of this interaction can be used for drawing a model of social work for strengthening the agency of the poor. The paper proceeds as follows: first the view of poverty as capability deprivation is presented. The second section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areas in which the CA discusses the strengthening of individual choice: the market,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ory projects. The third section elaborate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A identified in the preceding section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introduces a concept of social work developed in a similar theoretical context. The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e lessons and outlines further lines of research.     

自生能力与巩固脱贫成果——后扶贫时代的思考

我国已经如期实现了精准脱贫的目标,成功按期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同时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深度贫困地区和人口的扶贫成果,防止出现规模性退化或返贫,应当是后扶贫时代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经验证明,当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按标准成功摆脱贫困以后,会出现一定的退化现象,从而需要有一个脱贫成果的巩固期.特别是那些...     

精准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

如何提高我国旅游扶贫的精准度是旅游扶贫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提高旅游扶贫的精准度,就必须对旅游扶贫进行精准识别。在实施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探讨旅游扶贫精准识别以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精准化,对今后的旅游扶贫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精准扶贫的背景出发,阐述了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的概念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和旅游扶贫项目识别两方面的内容,最后提出了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的市场甄别机制和"意愿—能力"识别模型及旅游扶贫项目识别的"RHB"框架。     

精准扶贫路径选择研究

精准扶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目前,扶贫工作面临攻坚阶段,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文章对扶贫的路径选择进行研究,认为扶贫工作聚焦精准发力,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精准分析、精准帮扶。     

政治关联与扶贫项目瞄准

扶贫项目如何准确瞄准贫困农户是反贫困理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文章从政治关联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这一问题.通过对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1)具有政治关联对农户参加扶贫项目有显著正向影响;(2)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导致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重要原因;(3)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外部原因是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过多,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太小.因此完善村级治理,鼓励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中发挥作用,降低政治关联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文章揭示了村级治理不完善与扶贫项目瞄准之间的矛盾,并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分析了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研究结论对我国治理贫困和完善精准扶贫机制有重要启示作用.     

扶贫政策的伦理价值分析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将解决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和措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扶贫工作,我们一般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上来认识,特别是将其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上来进行论述;其实,开展扶贫工作也是评价国家制度价值的一项标准,有着伦理学的理论依据。文章拟从国家制度价值标准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开展制度性扶贫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等,揭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扶贫的制度选择的必要性和社会发展紧迫性。     

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缓解贫困

随着人们对贫困内涵、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认识日益加深,反贫困战略也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向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并重的方向转变。换句话说,反贫困战略日益重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有效的反贫困战略是:既实现惠及贫穷人的经济增长,又实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再分配;而增加贫穷人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其知识水平,使贫穷人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改善其健康状况,解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其营养条件,是再分配战略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