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金融化与制造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信号理论为视角研究政府补助、金融化与制造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补助、非研发补助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金融化在信号传递的过程中发挥了调节效应;研发补助和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关系,非研发补助和创新产出呈正相关;金融化可以正向调节研发补助、非研发补助和创新产出的关系,与其他制造企业相比,金融化的调节作用在民营制造企业表现得最为明显。     

制造业企业投资研发问题研究

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灵魂,是制造业行业转型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必须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制造业作为我国的支柱型产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然而,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信息化技术的崛起,人工费用和材料成本的提高,传统制造业依靠人力发展的道路已经越来越窄。技术创新薄弱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制造业企业由生产型向制造创新型转变。对于制造业来说,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必须要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加强科技投入强度,不断提高以研发投入为核心的企业创新能力。文章对制造业企业在投资研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解决对策,从而深入了解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影响研究——以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为探究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文章选取2009—2019年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国际机器人联盟（IFR）分行业工业机器人安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有利于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且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有效;理论分析和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是通过提高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增加企业政府补贴实现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据此,建议政府从供给侧、需求侧加大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支持力度,以缓解制造业企业过度金融化的问题。     

内部控制、法制水平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审慎开放，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则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实体企业基于“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而不断扩大金融投资，使得企业金融化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系统研究内外部治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利于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其金融资产占比连续3年及以上增加界定为金融化，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究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最终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并且法制水平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建议。     

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综述与新常态下的展望

新常态下,传统制造业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转型升级成为当务之急.梳理现有国内外制造业转型升级文献,首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内涵进行界定;进而讨论国外与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现状;最后针对经济新常态指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的新方向.     

新常态下R&D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无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无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其2012~2015年的R&D投入数据作为自变量,同时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到财务绩效得分作为因变量,通过对两者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R&D投入对无锡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结果发现,无锡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当年的R&D投入与财务绩效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R&D投入具有滞后性,滞后j年(j=1,2,3)的R&D投入对财务绩效有正向调节作用,并且该影响程度在2012~2015年期间随着时间的滞后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即倒U形变化趋势,滞后第2年的R&D投入对公司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强,显著性水平最高。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河南省先进制造业发展策略

当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中后期迈进的关键时期,在经济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发挥制造业的主导作用,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先进制造业大省加快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为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坚强支撑,是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     

关于新常态下的经济金融趋势分析

在经济金融新常态下,我国的金融业面临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只有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促进金融业取得健康持续性的发展。本文对新常态下的经济金融的趋势性变化进行了分析,希望在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方面能够有所借鉴。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生产性投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国1383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以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及其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相对收益率和相对风险显著相关.同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生产性投资既存在挤出效应,也存在风险对冲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因企业所有权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对生产性投资的风险对冲效应相对较大,但仍小于挤出效应.进一步综合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虽能缓解企业面临的整体风险,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却不显著,而且不同流动性的金融化投资均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新常态下企业转型着力点研究

新常态下,企业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转型的路是艰难的,随着我国经济的进入新常态阶段,随之在企业转型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企业新常态环境下企业转型着力点,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帮助。     

银行授信、产权与企业过度投资: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分析了银行授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授信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显著,而对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仅在融资方面存在差别,而且在资金使用效率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别,民营企业更好地使用了银行授信。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获取银行授信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而信用评级状况对过度投资效应的抑制作用较弱。这说明将过多的流动性和银行授信资源集中于国有企业会导致资本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的扭曲,有必要对国有企业的授信获取及其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     

新常态下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路径探析——基于系统观的SFE框架

新常态下,提升县域金融功能有利于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首先,引入系统观的SFE框架,为金融功能提升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再次,以辽宁省新民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系统观的SFE框架,分别对辽宁县域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与辽宁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辽宁县域金融功能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最后,进行总结并提出提升功能的路径建议。     

金融约束、代理成本假说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众多的研究者将其归结于信贷和资本市场内在的不完全.但是对于存在二元产权结构上市公司体系的转型经济体而言,还需考虑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较为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文章结合宏观层面的分析,从企业异质产权结构导致的预算软约、金融约束差异和代理成本理论的分析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综合解释,并以137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文章发现两类企业在融资约束上存在显著差异,尽管金融约束对投资有着明显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殊性,经典"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假说"的研究范式缺少上市公司数据的支持.实证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受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金融约束因素共同影响.这对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新常态视域下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问题与重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型、速度型、粗放型增长转向质量型、效率型、集约型增长,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和会计风险也随之增加。新常态视域下,企业必须注重内涵式发展,正确认识内部会计控制,剖析内部会计控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并重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以管理出效益,从而构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发展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论文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指出,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和融资效应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两种效应的作用相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所产生的融资效应要大于竞争效应,且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系效应,只有当行业的融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这一促进作用才存在。另外,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明显。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工商管理创新对策分析

基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工商管理发展现状,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管理观念不够创新,体制机制缺乏健全;其次,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最后,企业整体人才水平不高,需要进行革新。为有效的推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工商管理的创新,实现企业发展和运行过程中其经济效益的提升,强化企业在市场大环境中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经研究分析后,整理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工商管理创新对策:应确立发展目标,创新管理理念;完善产业结构,实现结构创新;促进人才的引进,提高企业整体水平。通过以上几点发展对策,助力企业实现内部的合理调控和资源划分,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到更好的前进路径,秉承端正的发展态度,高效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挑战,实现企业的不断成长,并且适应当下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不断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