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高管拥有的权力可能引发其在薪酬激励方面的自利行为。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不但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表明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权力的运用扭曲了薪酬激励机制。另外,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呈现不对称特征,但那些拥有较高权力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基于政治动因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跨国公司高管攫取了更多的私有收益吗——基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

国际化经营是企业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方式。那么,相对于没有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会加剧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吗？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探讨了跨国公司高管私有收益攫取行为。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越高,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也越高;经营风险高和财务风险低会强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引发的企业产品市场风险、高管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与海外并购行为,分别是高管进行超额职务消费的压力、机会与借口。进一步检验发现,跨国公司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披露质量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会显著抑制跨国公司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行为。     

公司治理、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7——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高管薪酬、公司治理情况和盈余管理等数据,除了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之外,还研究了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情况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Huson、Tian、Wiedman和Wier(2012)的数据模型,在其模型建立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进,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相关结论,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独立董事人数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本文研究证明,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的越好,高管薪酬受制约性越高。另外,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呈正相关关系。高管利用盈余管理来增加薪酬,是现存的主要问题。同时,公司治理对于盈余管理有一定的影响。这为公司制定高管薪酬的标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 ——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陆港通这一外生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制度发挥治理作用的潜在途径是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产生股价信息反馈效应,促进股价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指导作用,或者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空间。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但是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强烈约束。上述研究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研究的有益拓展,而且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相关制度建设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1236至210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越大、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越大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公司为国有控股、董事会持股董事会越多、监事会持股监事越多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因公司治理引起高管获得的超额薪酬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6年-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控制权的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指标,都能显著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高管控制权强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都显著低于高管控制权弱的公司;当公司存在两职合一、董事会独立性较弱、监事会规模较小、高管持股、高管任期较长等现象时,对高管控制权的约束较差,此时高管出于维护自身职位的考虑更偏向于较低的负债.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影响企业绩效各种要素的结构特征,以2014—2016年A股上市的391家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着重探究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下辖国有企业显性激励不显著,只有隐性激励显著,交互作用结果比较复杂,隐性激励与年薪激励相互增强,隐性激励与股权激励相互抑制.自然垄断国有企业隐性激励的效果要明显优于显性激励,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互增强.自由竞争的国有企业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两种激励方式相互增强,其中,年薪差距和股权差距的激励效果更为明显.基于此,笔者建议,应针对不同产权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差异化的高管激励方式.     

高管激励研究的问题与改进

高管激励机制是现代公司治理重要机制之一。文章从高管薪酬总体描述研究、最优契约法研究、管理者权力法研究和隐性收益研究四个角度,总结评述了近年来国内外高管激励研究的状况。在此基础上,结合组织合谋理论,指出了高管激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研究指出了方向。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研究进展

政治晋升形成的隐性激励对于国有企业高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基础,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以及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治理或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锦标赛理论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评述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学术文献。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界定方法,现有研究发现,企业财务业绩和社会责任等是影响国有企业高管能否获得政治晋升的关键,而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激励会显著影响在职消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企业投融资决策。与薪酬激励的大量文献相比,有关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从政治晋升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主题拓展等方面指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更好地推动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独特激励模式的探索。     

高管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产权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视角

现有文献对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腐败,鲜有针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投资效率作为切入点,考察企业高管腐败对其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高管政治背景下,高管腐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以期拓展和深化对企业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即高管腐败降低了投资效率;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当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时,其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     

高管离职、继任与企业的盈余操纵——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的研究

前期文献对企业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问题,主要是基于应计项目盈余操纵的考察。本文基于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两种盈余操控模式,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我们的研究发现,(1)正常离职的高管在离职前会通过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来调增利润,而非正常离职的高管在离职前主要通过真实活动来调增利润;(2)内部继任高管在继任当年会通过应计项目来调低利润,而外部继任高管在继任当年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不显著,且内部继任的高管的前任是非正常离职的,其通过应计项目调低利润的行为更为显著。本文的发现拓展了高管变更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也对企业高管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备受争议,保监会适时出台"限薪令"以控制金融业公司高管的天价年薪.但由于金融业上市公司具有特殊性,其高管新酬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探析了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显著相关,而公司业绩、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不相关.进一步对金融业中上市银行进行小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公司高管薪酬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相关性显著,而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相关性不显著.     

高管从军经历、公司治理与成本黏性

从代理成本和管理层预期的角度分别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不同影响,并以2010—2018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影响后果、路径及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影响程度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成本黏性.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层自利是高管从军经历与成本黏性的中介变量,即高管从军经历能够通过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区分内外不同公司治理环境发现,在独董监督力量不足或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表现更为显著,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存在不足时,高管从军经历发挥了弥补作用,缓解代理问题更为明显.区分产权性质,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果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说明高管从军经历在非国企中更能发挥其特有的效应,更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本文贡献在于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拓展了高管异质性经济后果和成本黏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与上市公司高管违规行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落马"现象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集了2004年1月～2006年1月期间公开披露高管人员违规落马现象的3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逻辑回归模型对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与上市公司高管违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高管违规成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高管薪酬、学历构成、内部人控制等因素与上市公司高管违规有显著相关关系.治理上市公司高管违规,应重点从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治理上取得实效.     

董事会特征与高管薪酬粘性刍议

高管人员是企业运营的核心人物,是完成董事会目标的执行者。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不对称现象被称之为高管薪酬粘性。论文分析了董事会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并提出了控制高管薪酬粘性的可行建议。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规范公司高管行为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行为不轨的突出表现,从公司治理角度探讨了公司高管违规行为的原因,提出了规范公司高管行为的措施是必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

公司并购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焦点.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对高管薪酬的不同部分其影响具有差异化:并购频率对高管显性薪酬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分别与货币薪酬正相关、与持股薪酬负相关;并购频率对高管隐性薪酬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虽然资本市场对公司频繁并购给予负面回应,高管持股薪酬下降,但高管货币薪酬的上升会抵消这部分下降的幅度,高管依然可通过实施更多的并购来提升显性薪酬总额;并购规模对高管显性薪酬、显性薪酬的两个组成部分(货币薪酬和持股薪酬)、隐性薪酬皆有正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操控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进行权利寻租.     

公司高管减持同伴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高管大批量集中减持现象一直倍受市场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内部人信息优势和公司治理等内生因素对其减持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公司高管减持对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现象。同时,高管减持同伴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行业或市场地位和高管职位层级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该同伴效应对公司、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清仓式减持会引发更严重的同伴效应现象,并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本研究对内部人交易监管和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政府补助、公司绩效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是否有助于公司绩效提升,是否会导致管理者自利行为加剧及具体路径。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虽然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但同时增加了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发生概率。进一步研究显示,可操纵性利润在高管薪酬和在职消费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而自由现金流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公司管理者主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而非进行现金流操纵实现自利。     

国际化战略实施、公司治理与中小企业商业模式转型

中小企业国际化扩张会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产生何种影响？中小企业公司治理能否有效解决商业模式转型中的代理问题？基于资源依赖和公司治理视角,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方法研究发现：①从短期看,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对商业模式转型有显著抑制作用。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国际化环境下获得的资源对商业模式转型存在积极作用,但影响效果不显著;②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有显著消极作用,高管持股激励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具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不显著;③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由管理者自利行为引发的代理问题,公司监督能力越强,商业模式转型程度越大;④国际化战略实施和公司治理间的强化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