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的漕粮截拨

作为"天庾正供",清代漕粮例不它用。然而自康、雍之后,清代政府越来越多地将漕粮截拨,或截留地方,或调拨他处,由此漕粮除了运至京、通各仓供朝廷消费之外,日益用于他途,用于社会,或充实地方仓储,或用于地方兵饷,或用于赈灾平粜,漕粮截拨成为了朝廷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政府有效地利用了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在漕运这项经济活动中,一定程度地达成其制衡社会的政治目的,以缓和、调解漕运这一国家事务给社会带来的沉重压力。     

清代漕粮的“民折官办”——兼论清代政策变通的特点

"民折官办"是清政府针对漕粮征派的一种政策变通。清代征漕"例不改折",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具体问题,清政府在一些特殊地方实行"民间折征,官为采办",并渐次推广;康熙时施行于河南,乾隆时推行到南方州县。然而清代政策变通具有守旧中求变、施变中仍旧的特点,因此"民折官办"的实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不变旧制、朝廷利益至重的前提下,原额不可变,本色上纳不可废,故此变通所带来的解决问题的成效十分有限。又因变通的目的在于完额,中央和地方均寻求简单可行的办法,故难免出现脱离实际等状况。最终在漕粮征派需要彻底改革时,"民折官办"未能成为改革的有效借鉴。"民折官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代政府政策制定、实施及变通的特点。     

国家事务与地方社会秩序——以清代漕粮征运为基点的考察

清代漕粮征运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严密的制度保障、强烈的指令性以及高成本等特性,这些特性对于地方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清政府通过实施蠲、缓、改折等措施,对于制度进行调整,以舒缓民力,然而调整以不改变漕运"天庾正供"这一实质为前提,有限的调整根本没有触及本质问题。清代漕运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一,作为国家事务的特殊属性,其二,在制度范围内,存在多重利益关系,在漕运事务的运行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追逐利益中制造出一系列矛盾和弊端,并逐渐导致各种利益关系的失衡,地方社会秩序由此受到深远的影响。     

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

本文首先以汉口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为例,指出清代汉口的商人会馆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获取组织模式的建构过程。各商人群体的同乡意识与地域文化特征与清代汉口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不断产生新的象征符号和集体意义,从而塑造出新的、变化了的会馆组织形式。根据其内部权力运作、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汉口的商人会馆可以划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行业型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     

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

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清代江西赋税讼案浅探——以《名花堂录》为例

清代江西部分地区的浮赋重税位居全国之首.繁重的税负使本已疲弱健讼的地方社会陷入更为恶化的讼争之中.围绕税负转移而引发的各种纠纷此起彼伏、纷繁复杂.道光年间上高县部分乡绅鸠资刊刻<名花堂录>,记录了一起案值不大、案情简单的漕米课征纠纷案如何上升为京控要案,而最后乡绅与官方又是如何在满足双方利益需求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为我们研究当时地方政治经济状况和民间诉讼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材料.     

试论清代宁绍地区海塘修筑的经费来源与筹措方式

清代宁绍地区海塘修筑频繁,其经费来源及筹措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为政府财政支出和民间各种形式的水利集资。经费是水利工程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证。经费筹措主体力量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清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清代书院的社会经济视角

清代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清代书院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清代书院的时空分布的不平衡.在满清王朝存在的260余年内,清代书院办学经费的投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经费的经营与管理也呈现出商业化与公开化的特点,在不同的时期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论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

关于清代台湾社会发展变迁的讨论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主要观点有“内地化”、“土著化”和“双向型”。分岐的焦点主要在二个方面 ,即对台湾社会转型的前提和标志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主要是从历史学或人类学的角度提出来的。本文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考察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 ,得出新的观点。本文认为清代台湾转型前的社会与大陆闽粤社会没有质的区别 ,都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在国际现代化潮流的影响下 ,台湾社会既不是向“内地化” ,也不是向“土著化”或“双向型”转型 ,而是逐步转向现代社会。其主要标志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经济发展工业化 ,社会生活空间城市化 ,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化     

清代台湾家庭收养初探——基于《台湾社会生活文书专辑》的考察和分析

清代台湾家庭收养呈现出几方面鲜明的特征:一是异姓承继相当普遍,“异姓不相为后”传统伦理规范得不到贯彻执行；二是父权在清代台湾社会仍然影响深远,送养权的执行,归根结底就是父权的行使、延续和转移；三是收养与送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近现代为子女利益的收养大相迳廷；四是非法收养现象极为常见,与台湾地区特殊移垦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也折射出国家制度与民间实践之间的强烈反差.     

浅析清代扬州学派产生的社会条件

扬州学派是清代学派之一，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因为起源于扬州，所以称为扬州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藩、汪中、刘台拱、凌廷堪、焦循、阮元、任大椿、王念孙、王引之、朱彬、刘宝楠、刘文淇、薛传钧、汪喜孙、焦廷琥、刘恭冕、刘毓崧等。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点的学术流派，是在扬州这块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肥沃土壤中产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形成，有着各个方面的原因，不仅与扬州的地理位置、扬州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而且与扬州悠久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的构成

清代前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沿海地区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靠田地耕作难以为生的困境,加上海外贸易获利丰厚的吸引,社会各阶层都积极投身到海外贸易中,即使在海禁时期也以走私形式进行。本文对清代前期海外贸易商人的构成做些具体的分析,以窥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之情景。     

清代的牙商及其经营特点

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看,清代的商人可以划分为行商、坐贾和牙商三个层次。牙商是清代商人群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沟通行商和坐贾的一类特殊的居间商人,但目前对这类商人的经营状况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本文主要探讨了清代牙商的类别划分,牙商群体的构成及牙佣状况,牙商的职能和作用,以及牙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业务的发展变化等内容,反映了清代牙商的经营和发展特点。     

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以微博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依托微博、豆瓣、校内网等社交媒体（SNS）的新技术优势，联合传统媒体，在众多公共事件中，一个基于网络平台的意见领袖社区渐趋出现并形成网络。他们的内部区隔不断被打破，并与底层社会有了沟通。这一群体对于互联网的创造性运用，推动了公民参与和政策变迁。本文以“宜黄拆迁”议题和其他若干拆迁维权议题为个案，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出发，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基于网络平台的意见领袖群体在公共事件中结成的虚拟社会网络的特征、网络内部的互动机制进行考察，并对该群体的政策影响加以分析。本文认为，是否有意见领袖群体的关注，导致了公共议题发展的差异。     

浅谈独立矿区群体事件的处置

近年来，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利益格局也随之变动，由此而引发的集体上访事件和群体滋事事件也呈上升趋势，如何妥善处置这些事件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集生产、生活、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油田矿区，一旦发生群体事件，由于没有相对应的政府组织机构直管，社会控制能力较弱。     

清代台湾义冢的救济对象与捐助者——兼论清代台湾的社会特质

清代台湾的特殊社会环境,使得丧葬救济极为重要,且颇具特色.就义冢的救济对象而言,大陆移民、戍台官兵等占较大比重.至于义冢的捐助者,除绅士阶层外,像开垦组织、郊商等社会群体,更值得我们关注.通过义冢的救济对象以及捐助者,我们得以透析清代台湾特殊的社会阶层,从而更好地了解清代台湾作为移民社会、海疆社会的特质.     

移民图甲：清代义宁州怀远都的形态与运行

移民图甲是清代图甲的重要类型。由赣闽粤边移民组成的怀远都在编制时，各图、甲、户所含丁粮数额无固定标准，同处一甲的各户来源地及姓氏构成较为复杂。地域相邻是怀远都编制的基本原则，而非丁粮、来源地、同姓等因素。怀远都的实际运作依赖民间社会组织的维系，遵循基层社会自治的逻辑。随着移民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清代怀远都的图甲组织经历了多次升级转型，规模日益壮大，制度渐趋完善，主要功能由协助粮差，转变为负责征收漕粮，并进一步获得了上缴漕粮的权利，自始至终由士绅主导，为股份合资性质的社会组织。     

清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

台湾是中国的晚开发地区,清代前期,台湾各地特别是台北淡水河流域的土地赋税关系大多处于无政府状态,民间土地开垦与政府赋税征收的相互脱节现象相当普遍.清代中期以来,政府虽然采取许多措施,试图加强对于民间土地开发与赋税征收的控制,但是始终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民间在土地开发、交易和登籍纳税等方面所采用的家族行为,在清代台湾土地赋税关系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试析清代科举对桐城社会的影响

清代桐城是科举较为发达的地区,科举的兴盛对桐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加速了桐城的区域和阶层流动,影响了桐城家族的兴衰,还大大加速了桐城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桐城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     

清代黔铅运输路线考

清代黔铅的运输分为京运、楚运和川黔采买三大渠道,其运输线路又有长运、分运之别,形成一个遍布全国性的庞大运输网络。这一运输布局体现了清代依据产销地区位、借助原有交通线路、尽可能选择水运的特点。黔铅运输是关乎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大问题,全面考证其运输路线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