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其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未能达到DEA有效状态;分区域看,下游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分省域看,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湖南、四川表现较为理想,而其他省份则表现不尽如人意。时空演化的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较高的省份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企业规模、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却表现不显著。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基于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分析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change,TC）指数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1—2020年10年的序列数据,通过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9个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区域比较,得出了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上呈现出了良好的增长趋势,四个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2）各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幅度,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份增长幅度排名靠前;（3）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绿色技术能力、环保投入强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影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绿色技术能力这两组双因子组合的交互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极强的解释力。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时空演化及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EWM-AHP组合赋权法、加权综合评价指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2013—2019年我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从东向西依次递减趋势,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且空间集聚态势显著。（2）2013—2019年我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稳定上升变化趋势,耦合协调关系趋好,但整体上耦合协调度偏低,协调发展水平东高西低,发展趋势东强西弱。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促进农业绿色协调发展,应立足地区农业发展本底条件,制定差异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强化农业绿色发展制度保障。     

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效率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共同前沿理论和DEA模型

在引入工业“三废”和CO2等指标的情况下,本文基于共同前沿理论,利用规模报酬不变和可变的DEA模型测度分析2003-2010年各省份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区域间的技术差距,并对无效率值进行分解,最后检验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考察期内中国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偏低,且均呈现下降趋势,各阶段纯技术效率持续减少是其主要原因。与传统效率相比,绿色效率值更低,绿色与传统成果转化效率省际排名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经济效率不高省份在技术环境效应转化中依然落后。②各省份、区域间效率差异明显,TGR值显示,东部地区两阶段创新技术水平均高于中西部,且存在差距继续扩大的风险。大多数东部省份两阶段无效率主要受制于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生产技术差距和管理无效率则是中西部省份的共同制约因素。③国有经济比重、外商投资和技术交易环境对科技研发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企业规模则起阻滞作用。技术交易环境优化显著促进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国有经济比重具有负影响。     

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的测算及其变化特征

推进工业绿色增长转型是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基于IPAT分析框架，结合环境规制视角，构建了中国工业污染排放的供给需求模型，进而采用空间随机前沿模型评估了中国2000—2016年的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研究表明：（1）忽略省份间工业SO₂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都将高估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2）受宏观经济波动、工业结构变迁、环境治理政策出台等驱动，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可划分为波动上升（2000—2007年）、波动下降（2008—2011年）和稳步上升（2012—2016年）三个阶段。（3）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呈明显的聚集连片化的分布特征，到2016年较高效率及高效率省份逐步由东部地区少数省份扩展到东部地区、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的绝大部分省份，资源能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技术积累与创新、区位条件、环境容量、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等的差异是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我国工业企业生态效率研究

为了消除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实证研究2014年我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生态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企业生态效率确实受到工业污染物治理投资,政府环保政策,轻工业、重工业结构和企业RD投入等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之后,大部分省份纯技术效率显著提升,且呈现规模报酬递增趋势。结合各省份纯技术效率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增长速度两大标准,将我国各省份划分为:相对高效率、相对低效率、高效率高投入、高效率低投入、低效率高投入和低效率低投入六大类型。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存在的问题,或提高技术管理水平或增加污染治理投入,盲目地采取措施,并不能实现工业企业的生态效率提高。     

我国省域工业循环经济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我国省域工业循环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10~2013年工业循环经济效率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建立了其影响因素模型,使用Tobit方法对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工业循环经济效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并且工业技术投入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对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支持自主创新资金使用效率实证研究

以我国31个省份的自主创新活动为考察对象,实证研究了2005年和2006年各省份自主创新资金使用的DEA效率及其变动。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都呈现非DEA有效状态,但创新规模在不断递增;同时,要有效提高各省份自主创新资金使用的DEA效率,需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地域特征,优化配置R&D经费投入结构,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产学研融合下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Network DEA模型,从产学研融合视角对我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各地区之间、各地区内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科技成果的转化上,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是各地区亟待突破的瓶颈.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形式上看受制于地区务件,从内容上看受制于科技成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效率的低下.通过构建能够保障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的区域互联互通平台,可以调剂各省份科技资源的余缺,实现国家层面整体科技资源的整合和配置,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成立。(2)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3)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4)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     

QFII持股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QFII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QFII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共享产出关联视角下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测度与分解

绿色研发投入活动是整个绿色创新链的前端环节,工业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是中国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阶段。通过构建包含共享投入、共享产出和中间产出的两阶段DEA模型,从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视角出发,对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区域发展差异较低,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转化的效率均值优于技术开发的效率均值,技术开发效率水平低下是绿色研发投入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基于非线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而创新持续性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非线性影响在不同区位因素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差异下表现出异质性；多个大股东持股及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影响。故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时要谨慎把握政策调控的尺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持续性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效率研究

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培育新型产业、推动区域创新的重要载体。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109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效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整体综合效率较低，仅十分之一的集群综合效率为DEA运行有效；各省区间创新型产业集群创新效率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对于DEA无效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企业总数、创新服务机构数、上缴税费对创新效率影响较为显著。建议从调节资源配置比例、构建资源共享机制、优化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     

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测度及时空动态演进

本文基于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全面测度2009—2018年我国软件产业效率,并采用条件Kernel密度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揭示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软件产业效率整体较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该差距逐步扩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整体上我国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不存在空间集聚;东部地区内部省份间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份间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实现我国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进一步增强软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各地区继续挖掘优势并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软件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从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管制推动力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理想解法的动态评价方法、熵值法和“厚今薄古”归一化法对中国内地30个省市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综合研判。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水平不高,区域间差异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空间自相关,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态势显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重心落点集中在河南省南部地区,与经济重心和高技术产业重心的迁移轨迹具有相似性,且东西方向上的移动距离相较南北方向更大。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制定针对性策略,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搭建企业、政府、高校、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绿色创新环境平台等相关建议。     

“双碳”新格局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其ESG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表现出了中国的担当精神。在“双碳”新格局下，局限于企业的经济表现的传统绩效衡量办法不足以满足现代化投资的需要，综合评价企业环境、社会和管理三个方面的ESG绩效体现出巨大优势。各类绿色政策的出台引导企业走向绿色技术创新，那么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实用新型绿色技术创新对ESG的促进作用大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深入研究发现，先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再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后实现企业ESG绩效的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路径。     

基于云模型的区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评价

基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视角,运用2019年我国内地省域数据,构建包含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创新环境4个维度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云模型评价方法,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中最主要的影响维度;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整体处于中等成熟度,且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最后,基于全新视角,提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成熟度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