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研究——基于贷款供给函数的再考察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是基于价格传导机制的放大效应,不能将其与信贷配给相混淆,而应理解为直接通过信贷供给的变动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数量传导机制。运用CC-LM模型和贷款供给函数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机制,并运用动态广义矩方法进一步估计我国货币政策贷款供给函数后得知:第一,虽然我国满足信贷渠道必须的金融摩擦条件,但是其所依附的价格传导机制并不畅通,无法放大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二,我国垄断性的银行业结构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因此,未来的货币政策渠道将以规范化的利率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体,而信贷渠道应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辅助性机制存在。     

对中国当前支柱产业的再考察——基于RWBC指数方法

文章运用网络经济学中的随机游走的居中居间指数(RWBC指数)分析方法,将我国整体经济视为一个经济网络,依据中国最新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我国各产业部门及最终使用的RWBC指数数值,据此确定了现阶段我国的支柱产业,并通过对中美两国不同产业的RWBC指数的比较分析,分析了我国长期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对策。     

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

本文从经济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李约瑟之谜。通过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证明 ,初始人口 资源禀赋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和西欧在 1 8世纪之后的文明分岔的原因。这一理论和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学说是一致的。本文纠正了伊懋可学说中的逻辑错误 ,并发现了形成高水平陷阱的两个重要前提 ,即工业中存在规模经济以及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     

退社权假说、 多重博弈和激励机制——集体化时期农民劳动积极性问题再考察

如何认识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是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当前农村改革的路径选择.首先,本文通过回顾退社权假说及相关争论,对以退社权假说为代表的主流解释提出逻辑质疑,并指出过去的讨论皆建立在报复策略为冷酷策略,且该策略在他人不合作时一定会被触发这一过强的假设上.若放弃该假设,则农民选择积极劳作或偷懒的博弈均衡在理论上都能实现.其次,本文纳入具体历史情境分析,认为彼时农民与单干时相较劳动积极性固有不足,但在诸多条件约束下也决不会以磨洋工度日.最后,本文讨论了以往学界在理解相关实证工作时的一个重大误区:由公社制到承包制的制度变迁对农业产量的回归系数不仅不能理解为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的结果,甚至不能简单识别为去集体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     

基于基本面锚定视角的反转效应再考察

本文借助心理学中的锚定效应,从基本面角度重新考察股票收益反转.基于2006～2019年中国A股股票数据,本文发现基本面对股票未来收益起到锚定作用,引导股票收益发生反转.当过去基本面向好(差)时,低(高)历史收益组合会向上(下)反转.过去基本面较差的低历史收益组合或者过去基本面较好的高历史收益,收益未发生反转.推论也得到了支持:在高流动性、高换手率分组中,基本面锚定下收益反转主要体现在赢家组合中;在低流动性、低换手率分组中,基本面锚定下收益反转主要体现在输家组合中.进一步,信息透明度、信息扩散过程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力等可以帮助理解收益反转产生的原因.本文结论对于代理指标替换、行业调整、代理指标调整等检验时均保持稳健,有助于提升投资者在套利组合构建中对基本面的尊重,保持投资定力,缓解投资者追涨杀跌的心理恐慌.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同构问题再考察——基于雁行模式的视角

针对现有文献提出的关于长三角地区正在出现制造业结构趋异的观点,利用1997—2006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长三角制造业结构相似指数与差异指数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再考察,并发现以2004年为转折点,该地区再次出现了制造业结构趋同现象。为了解释其中的原因,提出了一个"雁行假说":通过考察地区间制造业的升级次序与空间转移路径,论证了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雁行"特征,进而分析了"雁行模式"导致长三角制造业在结构趋异与结构趋同之间相互转换的内在机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基于社会分工的再考察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生产方式,而社会分工是生产方式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取得共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表现为:社会中的产品种类和部门数量固定不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利润率将不断下降,并由此可能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和引发社会动乱。随着社会分工深化、广化和企业社会性分工这一新分工形态的出现,在质和量的双重层面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价值交换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也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村落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交融研究——基于聂村八社村校与村庙的考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村庙开始复苏,村落中庙与校的冷热局面逐渐被打破.村庙是传统乡土人文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根植于村落中的乡土环境、 文脉传统以及生活习俗,与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同样村校在村落中传播现代科学文化,将近现代的正规教育引进到村落里,使村民的生活发生大的转变.本文旨在通过对村庙与村校的历史演进的展现,说明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两个视角下,现代农村中的两种文化生活.     

出口企业更清洁吗？——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再考察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以及环境统计数据,构建1998-2007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出口对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较低;企业出口强度越高时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越低。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属行业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差异均会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中,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为清洁;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降低幅度更为显著。在排除两控区环境规制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并且通过IV(2SLS)以及PSM-DID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出口企业一方面通过提高新产品产值——R D,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此外,通过对企业出口状态的改变(广延边际)和企业出口强度的改变(集约边际)的比较发现,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低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广延边际而非集约边际。     

租金规模变动的再考察

租金规模变动的再考察万安培（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４３００６４）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寻租问题始终为中国经济学界密切关注。胡和立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９８９年第５期发表的《１９８８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及本文作者在《经济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发表的《...     

技术追赶的实证研究——基于制造业行业的考察

在制造业行业水平上对技术追赶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构建技术前沿面来衡量技术差距,并在控制了技术吸收能力差异后,利用面板数据估计了追赶率。在1988~1997年间,在不同行业上,技术差距的变化趋势差别明显,整体上追赶率较低;而1998~2005年期间,在整体和行业水平上,均具有较高的追赶率,技术普遍地表现出公共品特性。东部地区在吸收能力上强于中西部地区,中部与西部地区间差异较小。相比东部,中西部技术水平较低,具有较大追赶潜力,可以通过提高吸收能力来缩小差距。     

宋代的“富民”与国家关系——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考察

作为沟通帝制国家与富民阶层的税收制度,唐中期发生了从以人丁税为主的租庸调向以资产税为主的两税法转变。两税税制改革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通过改革明确了在国家主导下的富民—国家权责利益关系。进入宋代以后,两税税制得以延续,富民成为向国家纳赋的主要对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群体。但占有大量田土的富民阶层不断从国家税制漏洞中以各种方式逃避赋税,官府在进行必要弹压的同时,进一步全面推进和深化了唐代以来的税制改革。方田均税和经界法就是宋廷推动的税制改革和厘正与富民关系的重要举措。此番改革结果表明,围绕财赋收益,富民与国家进行了反复的博弈,但富民阶层并未由此发展成为与帝国对立的异己力量,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博弈均被限定在帝国统治规范之内。宋代富民—国家关系仍处于以国家为主导、双方共赢互惠的统一体中。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宋代士绅——读《宋代士绅结社研究》

国内外学者研究宋代士绅取得的大量成果,不仅没有消弭学者之间由界定"士绅"引起的分歧,反而使得士绅的形象在丰富的同时,更为模糊.[1]这说明,分别从政治史、社会史、家族史、文化史、区域史等领域出发的研究成果,显然难以贴切地把握研究对象.为了清楚地了解士绅群体,当下学者纷纷采取跨领域的视角,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基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回报差异:对工资歧视的再考察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东南部十一个省份就业者基于户籍制度的收入差异。户口类型对于工资的影响可以被不同户口类型人群的教育回报差距所解释。不同户口类型人群间教育回报的差距随着教育年限的下降而显著扩大。这一结果支持了在解释基于户籍制度的工资歧视的合理性方面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我国城乡间义务教育水平的差距引起了基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回报差异,进而导致了基于户籍类型的工资歧视。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再考察——基于外资来源和行业差异视角

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估计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于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效应存在巨大差别,FDI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进一步分析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港澳台投资和外国投资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港澳台投资具有负面的环境绩效,而外国投资对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具有改善作用。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分析不同行业的外商资本金构成情况,发现不同来源的FDI在行业间的分布情况存在差异。FDI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导致FDI对不同污染物产生不同的环境效应。论文为学者们关于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和环境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河北公众环境意识的再考察

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强调指出:“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为获取河北省公众环境意识方面的第一手资料,2002年7月,河北省环保局和河北科技大学共同组织了河北省公众环境意识现状调查。依据此次调查的结果,在对河北省公众环境意识现状与问题进行客观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和吸收国内外有关环境意识教育的最新研究成果,特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一、深入开展环境教育环境问题主…     

关系型治理与温州金融危机的再考察

温州区域金融危机是"温州模式"衰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其本质上是由温州经济的人格化交易特征和关系型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所致,宏观环境恶化、货币政策紧缩以及金融抑制等外部因素只是加剧危机爆发的催化剂。文章构建了交易方式—治理模式—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剖析了温州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机理,认为人格化交易特征的温州文化及其伴生的关系型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发展,甚至阻碍了区域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文章认为,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问题不能仅靠金融综合改革,更需通过制度创新加快推进温州经济的交易治理模式由关系型向规则型转变。     

对工业化理论和实践的再考察

工业化作为一种实践,作为一个概念,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但是,它的全面的含义却未能被人们真正所认识。长期以来的实践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工业化就是发展工业,甚至是发展重工业。斯大林就曾提出:“工业化的中心,其基础,是在于重工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论苏维埃经济形势和党的政策》,见《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1949年版,第55页)斯大林的这个论断和苏联的实际做法,长期以来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模式,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