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向较为隐形的相对贫困,而贫困脆弱性作为贫困防治的重要指标,对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减缓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资产占比、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在金融素养影响贫困脆弱性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影响风险资产占比、鼓励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来降低贫困脆弱性。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老龄人口居住模式、收入结构与贫困脆弱性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老龄人口独居现象普遍,老年贫困问题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调查(CGGS)2013～2017年的数据,对农村老人居住模式变迁引起的老年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选取贫困脆弱性指标来衡量个体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利于对老年贫困问题进行前瞻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居住模式显著影响农村老龄人口的贫困脆弱性,独居老人陷入贫困的概率远远高于合居老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1)相较于老年男性,独居对老年女性的致贫作用更明显;(2)相较于儿子,女儿在缓解老年父母贫困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大;(3)同村有直系血缘亲属能够显著缓解独居老人的贫困。最后,本文从消费行为理论出发,探讨了居住模式影响农村老龄人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模式的变迁显著改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收入结构,独居会使家庭非农收入占比显著下降,从而引起消费倾向降低,进而导致以消费为基础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升高。对此,本文建议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从不同渠道增加对独居老人的转移支付,提升老人的消费倾向,彻底缓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基于贫困减缓视角的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本文利用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的年度数据,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检验,结论是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贫困减缓有明显积极作用,即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大小和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高低对贫困减缓产生明显直接的正向影响,而普惠金融服务使用效率高低则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不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普惠金融利于贫困减缓的发展建议。     

云南省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探索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对巩固云南省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具有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从渗透度和资金使用情况两个方面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以度量云南省各州市普惠金融水平,然后用面板模型对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联系展开实证探究。研究发现：云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不高,且各州市间差距较大;整体上看普惠金融对云南省缓解贫困有着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可以加快完善金融机构建设、创新机构种类等,以推动云南普惠金融与巩固脱贫攻坚工作的共同发展。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否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扶贫攻坚战略已步入成果巩固阶段,贫困不再仅是物质贫困,还延伸至风险及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农业风险是中国农村因灾致贫的根源之一,若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所致损失,就有望降低贫困脆弱性。本文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对样本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非建档立卡农户仍具有贫困脆弱性,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随机性-暂时性”贫困农户占比较大;农业风险冲击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区分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后可见,保费补贴对建档立卡农户缓解贫困脆弱性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研究结果表明,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为目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巩固脱贫成果、缓解贫困脆弱性及防范返贫具有重要作用。     

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数字金融使用何以影响农户家庭财富——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总体效应、传导机制、门槛效应和个体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缓解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是两个重要的传导机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素养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素养的单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财富规模、财富不平等程度、风险偏好、户主受教育水平的农户之间以及脱贫户和非脱贫户之间,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都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和对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的缓解作用,需要加快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着力优化农村数字金融营商环境,通过差异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     

宅基地流转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北大核心

推进宅基地流转是中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而作为农户家庭的核心资产,宅基地流转所带来的资产配置变动势必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Ⅳ—2S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对中高收入组、“农二代”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金融素养在宅基地流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人口负担尤其是家庭少儿占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在未来政策调整中,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有序流转,但须警惕并化解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与人力资本,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及少儿福利支持体系。     

互联网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已全面摆脱绝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统筹考虑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能够为巩固脱贫成果、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具多样化的思路。作为能够有效兼顾二者的途径，网络扶贫在贫困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CFPS(2018年)数据，用Probit模型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改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显著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促进电商参与，降低金融排斥”以及“促进非农就业，丰富收入来源”是互联网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与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本文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加强、细分、专业化脱贫地区的互联网基础建设，拓宽互联网知识普及与应用的广度并挖掘其深度，使互联网在农村地区发挥更大效用。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金融多样性、创业选择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从个体创业角度,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研究农村金融多样性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多样性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促进农户创业是金融多样性改善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基于创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雇主型创业、涉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自雇型创业、非农创业和发展型创业在这一机制中发挥了更强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产生原因,发现农户大规模创业主要通过风险管理效应降低风险脆弱性,小规模创业能够同时通过风险管理和收入增长效应缓减贫困脆弱性;发展型创业则在收入增长、风险管理和资本积累效应上都优于生存型创业。本文结论表明推动农户创业是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解析

中国县域特别是贫困县域现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能否发挥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作用,这既是事关银行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2010～2017年1927个县(市、旗)的银行网点分布数据,考察2006年确立的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所带来的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层检验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竞争对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银行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银行在县域的战略布局已由收缩转为扩张,但贫困县的银行网点数量仍明显少于非贫困县;县域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但这种促进效应在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贫困县较弱;根植于贫困县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两类县域法人金融机构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效应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不显著。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广度与深度分析——基于河南省农村村民的调研数据

普惠金融意在为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便捷及有效的金融服务,经过多年发展,释放出强大的影响力。后疫情时代下,普惠金融为低收入城镇居民、“三农”人群等贫困群体提供低成本、低门槛、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文章以河南农村为调研对象,分析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的广度与深度。经过调研、访谈和对数据进行统计发现,当前农村普惠金融存在数字化产品渗透率偏低、数字化深度不够等问题,进而对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本研究将样本限定在河南农村,所得结论对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服务有实际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