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收益分配的法治保障

农地经营收益的公平分配直接关系到"三权分置"的顺利推进和目标实现。农户和土地经营权人是农地经营收益分配的主体。收益分配制度应当兼顾自由、效率和公平价值理念。应充分尊重农民权利和自主性,坚持自愿有偿原则。政府应当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制度激励,促进规模经营收益的有效均衡分配。     

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农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研究

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农地"非农化"产生巨大价值增值,而增值收益主要被政府和土地开发商获取,农民群体仅获极低的土地补偿金。由于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缺失,导致其经济利益受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为我们重构农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架构中的重要主体,农民、政府和土地开发商三者缺乏公平谈判机制,导致增值收益分配严重不公,无法保障农民合法收益,让农民无法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农地发展权的设立与权利属性

●农地发展权是土地发展权概念的一个子概念,土地发展权是指对土地进行再开发并获取收益的权利,而农地发展权则是指将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并获取收益的权利。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并没有明确的土地发展权和农地发展权的概念,但实际上存在着土地发展权和农地发展权问题。●农地发展权只能由国家来行使,尤其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且人多地少的我国。现行土地制度虽然限制了农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但同时也保护了农地不被轻易转用和占用,保护了农地的自然属性和农业生产利用方式,保护了农民长远的农地权利。●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产权都是一定法律制度下的产权,农地所有权也不可能是绝对权利,必然要受到国家法律、社会制度乃至社会习惯的制约。     

构建我国农地产权"三权分离"模式——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设想

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主体界定不清,农民没有稳定可靠的权利,农村土地难以流转,导致农地资源不能优化配置等诸多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很有必要.因此,在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模式弊端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全新的农地产权结构,即实现农地产权的所有权、使用权、发展权三权分离,给各权利主体稳定、可靠和灵活的权利,保障各方利益实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法律保障的发展路向——以权利配置为中心

我国现行农地征收中的补偿机制仅体现了对农民的利益让与,并未反映农民在土地物权变动中的权利配置.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因其权利的缺位出现了利益保障的困境,阻碍了经济的良性运行.今后当以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为起点,以农民的参与机制为基础,以便捷的救济渠道为依托,以就业安置与社会保障为后盾,建构农户在征地过程中的权利体系.赐农民以利益莫如赋农民以权利,以权利的主张制衡权力的滥用,以权利的行使达到利益的均衡,应当是解决现实中农地征收问题的关键.     

农村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农地流转作为农村深层次改革的切入点已成为中国农村普遍的经济活动。然而,现实中农地流转处于低效、缓慢和无序流转的状态也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有制度设计缺陷的诱因,亦有操作失范的误导,这其中,流转主体利益分配失衡导致流转动力不足是问题产生的主因,本文在农地流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农地流转是转出方、转入方和地方政府三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利益均衡时流出方的博弈策略为"土地流转",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使流入方会选择改变土地用途,进而损害流出方的利益。在此背景下,政府的博弈均衡策略为对流转行为进行监管和干预。为此,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要回归农地完整权能、增加土地经营收益、规范流转主体行为,以实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农地商事信托中农民利益保障规则的构造

推进农地资本化进程中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益与自由是贯彻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应有之义。农地商事信托可以实现统合农地资源与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但实践中的农地商事信托却将农民排除在信托法律关系之外,法律上也并未明确农民在农地商事信托中的收益请求权,"无名"又"无实"的境况造成了农民利益保障的现实困境。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公共利益理论的双重解构,反映出农民利益保障应予以倾斜式考量。为此,可从优化法律规范的内容联动,完善受托人信义义务与激励机制,确立信托协同监管的治理体系,提供委托人权利救济路径为规则展开的进路选择。     

农民农地产权优化的理论探索及路径选择

经济的市场化要求政府将更多的农地产权让渡给农民,农民能否对农地产权加以优化成了农地产权制度效率能否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农民地权的"拟现状"表明,农民地权优化的内涵是农民利用地权可分与可让渡的特性,经由市场的价格机制交易农地产权来吸收政府让渡过来的利益并进一步提高农地产权价值的动态过程;优化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垄断农民地权-信息不对称的竞争性农民地权-信息对称的竞争性农民地权-农民垄断的农民地权;并给出了农民地权优化的具体措施.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农地非农化均衡模型

研究目的：建立一个最优化模型,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考察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获得的增值收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治性任务的完成程度、地方政府行为4者间的关系及农地非农化的均衡过程。研究方法：数学模型法和经济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农地非农化均衡状态下,农民应得的增值收益并不能充分实现,土地市场存在着效率损失,中央政府的政治性任务也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这是由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最大化的目标决定的。研究结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设计更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农地权利配置促进农业绩效增长的机理与效应分析

农地产权制度是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业绩效的“核”动力,也是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立农业强国的基石。本文从农地权利的要素配置效应、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三个方面对农地权利配置影响农业绩效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论证,并进一步借助1993—202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权利配置对农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正面看,农地权利配置能够同时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对农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从侧面看,不同农地权利时期,农业生产要素对农业绩效作用强度表现不同,大体随权利配置增强呈现出递增趋势;从要素禀赋看,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在农地权利配置影响农业绩效过程中发挥着显著增强作用。据此,应继续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将重点聚焦于如何激活主体行为,关注农业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发挥农地权利对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和经营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严厉打击破坏农村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违法行为,切实保障要素资源相对充裕。     

农地流转与农民土地收入可持续增长探索

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依赖于要素市场的改革,农地流转必然会导致农业部门内新型的经营组织形式的出现,农民土地收入的稳定和持续增长与新型的经营组织的组织效率和管理效率密切相关。因此,农民土地流转后的收益问题就转化为一个农业新型经营组织的经营管理效率问题。本文从农地经营公司的组织形态和企业家才能两个角度,系统地探究了农民土地流转后的农地收益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条件,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依赖于农地经营公司的治理结构和企业家才能。因此,加强农地经营公司的治理和农业经营专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应成为有关部门的工作重点。     

农地流转不规范的成因及解决措施

规范的契约关系是农地市场健康运行的关键。探究中国农地流转不规范现象的成因和对策,可为农地规范化流转提供一个思路。通过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出如下结论: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决定了不规范流转必然存在;不稳定的非农化就业迫使农民主动选择不规范流转;农地经营收益低致使农民不愿意费心去进行规范化流转;短期流转所促成的重复博弈局面减缓了非规范化流转可能带来的损害。但随着社会的演变,不规范流转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应当逐渐将农地流转引向规范化。     

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的形成机理及外部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农村土地流转速度越来越快,但风险也随之增加。农地流转双方的道德风险、非合作博弈行为、过分追逐较低交易成本、地方政府的悖论性行为等是形成农地流转的契约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并产生农地流转风险分担的不均衡、农民权益损害、政府公信力下降等负外部性,同时也会促进政府更加关注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等,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保障农地的健康有序流转,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的形成机理及外部性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农村土地流转速度越来越快,但风险也随之增加。农地流转双方的道德风险、非合作博弈行为、过分追逐较低交易成本、地方政府的悖论性行为等是形成农地流转的契约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并产生农地流转风险分担的不均衡、农民权益损害、政府公信力下降等负外部性,同时也会促进政府更加关注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等,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保障农地的健康有序流转,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边疆欠发达多民族地区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运行机制构建研究——以新疆呼图壁县为例

[目的]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农地市场处于初步发育阶段并存在诸多缺陷与现实困境,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农业进程,边疆欠发达多民族地区由于其固有的特殊性与受限性,构建适宜、高效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运行机制已是必然选择。[方法]采用实地调查法,对新疆呼图壁县农村土地交易市场试点实施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结果]当前呼图壁县农地经营权市场化流转面临少数民族聚居村庄农地流转后农民陷入边缘化、农地流转呈低供需水平下的供过于求状态、合理的市场价格机制尚未建立、市场化中介条件不理想、二、三产业拉动力不足、农民再就业市场发育不成熟等现实困境。[结论]以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合理市场价格机制为核心,完善市场化中介组织条件为助推器,培育农地流转供求机制,进而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竞争与价格调控为内生动力,强化政府宏观管理调控为保障,构建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效运行机制。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租金契约优于分成契约——兼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

在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将建立合作社与农民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作为重要课题,"固定收益+浮动分红"式的分成契约成为合作社的核心制度安排。然而,实践中,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分成契约被固定租金契约广泛替代,引发对农地股份合作社制度有效性的争论。本文从两个层面讨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租金契约安排:一是在土地出租人与承租人作为自然人的层面上,基于张五常和巴泽尔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认为在当今中国农业生产约束条件下,由于政府投资土地改良、货币地租普及、技术进步和农业保险的发展以及有效控制契约中的相关属性,使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契约成为优于分成契约的制度安排;二是在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层面上,考虑大量兼业小农参股合作社以及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政策,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农户土地承包权不完整以及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缺乏竞争市场,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很小。农地股份合作社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功能定位,优先选择固定租金契约,并把服务内容限定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租地契约执行、管护农地资源等方面。     

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价格:一个供求均衡——陕西省三县(区)721户农户调查

本文以供求均衡原理为指导,立足农户意愿,依据陕西省三县(区)72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构建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需求曲线和意愿供给曲线估计方程式,进而推算出农地承包经营权均衡转让意愿价格为33855.09元/亩,并结合收益还原法,估算出农地理论流转价格是实际流转价格的8.2倍,表明现行的土地流转价格严重偏离了农户的意愿。     

农民生存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视角

由于产业特殊性和历史原因,农民在我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农民生存权保障需要国家以法律机制积极保障。本文从农地入股视角切入,阐明了农地入股中国家从哪些方面需要保护的农民生存权,从市场法律环境、企业决策与风险关联机制和非市场因素干涉等方面剖析农地入股在为农民带来收益的同时可能造成的威胁,并从经济法调整角度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和制度构建对策。     

农地非农化制度的变迁逻辑:从征地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城乡土地市场二元分割和非对称的土地权利架构塑造了非均衡的土地利益分配机制,模糊产权制度环境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的实际最终剩余控制者和索取者。各利益主体围绕争夺土地增值收益和外部利润的博弈推动着农地非农化模式的变迁,从征地出让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地非农化模式变迁中内嵌着一个土地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向农民(集体)转移的核心逻辑。     

焦作市农地流转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研究

农地流转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文章主要针对河南省焦作市现阶段农地流转中土地发展权合理配置进行简要实证分析,在阐述农地流转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焦作市农地流转中土地发展权配置问题及主要流转形式,通过调查等方式发现目前焦作市农地流转中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较大问题,如土地发展权主体不明确,缺乏法律体系保护、土地流转行为操作不规范、土地使用权主体间产权关系不清楚、缺乏土地产权价格体系等,并针对焦作市农地流转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问题提出完善法律制度,明确流转土地发展权收益;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机制,保障农民土地发展权;以总量、结构、区域、时序配置实现土地发展权配置公平性等建议,以促进焦作市农地流转公平、公正地开展,为今后焦作市农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