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稻作生产的勃兴

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稻作生产由于具有投资省、工量低、经济效益高,在农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考查,它至少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原始采集经济时期,人类就把野生稻列为采集食源的主要对象。进入农业经济以后,劳动人民驯化栽培,逐步摸索出耕作经验,并扩大了耕作面积。这样,稻作生产便发展起来。但是,由于稻原产我国南方,喜温湿,在水利和其他条件不能满足时,发展稻作生产就有困难。殷商时代,“禾、稷、黍、麦、稻”,稻处五谷之末,唐中叶以后,稻作才开始向前发展,宋代则是稻作生产勃兴的阶段。我们今天采用的一套稻耕技术,基本上都是宋代稻耕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江南水乡是当时稻作发展的中心,江南稻作生产的发展,改变了国内南北经济重心。两     

明清广东粮食生产水平试探

本文首先叙述广东粮食供求的变化,说明广东从一余粮省份变为南方最大的缺粮省份,反映全省粮食生产总量不断减少与萎缩的过程。接着叙述了不同地区稻作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明代在山地、丘陵地区还存在着粗放的稻作经营方式。清代稻作技术虽然有所发展,但仍有部分地区还保留比较粗放的稻作方式。明清时期只是在沿海平原稻作技术比较先进。由于广大山地、丘陵地区稻作技术比较落后,并不因双季稻普遍实行而使单位面积产量有大幅度提高。本文还从水利条件、生态环境变迁以及生产关系、农产品价格、农业劳动力状况、稻米替代品的情况,谈到制约广东稻米生产的因素。本文结论是:明中叶以后广东农业商品化过程中,山地、丘陵地带产粮区的粮食生产并没象沿海平原的经济作物那样充分发展,没能通过技术的、人力的集约来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米价低廉及稻米生产成本高又使种植面积不断下降,不能强化广东的粮食供应能力。     

一句话新闻

近日，在扬州农科院“麦套稻”基础上发明的“免耕套稻低碳节水技术研究与应用”，顺利通过了江苏省水利科技项目专家组验收。此项技术比传统稻作每亩节本增收150元以上。比引进的日韩机插技术节本增收80元左右。     

夏商至唐代北方的农田水利和水稻种植

北方干旱少雨,水稻种植离不开灌溉事业,水稻种植的兴表与灌溉事业的盛败密切相关。夏代至春秋时期,北方产生了沟洫水利,水稻开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得到推广。战国至汉唐时,北方农田水利迅速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些大面积的稻作区,并推进到西北,东北地区,从而使北方粮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南传佛教与傣族稻作生产

傣族是一个以稻作为特征的民族,这一特征是傣族先民适应其自然环境的生计选择,也是其原始信仰的基础。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传播中,经历了与傣族原始稻作信仰的冲突与调适,在这一过程中,南传佛教通过将其教理教仪与稻作生产实践相结合,在促进傣族稻作生产中得到了传播与发展。由此,不仅南传佛教具有了稻作意象,傣族稻作生产也具有了佛教意象,佛教教义教理成为了傣族传统稻作生产遵循的规范。     

日刊新书《亚洲水稻史》简介

渡郭忠世等编著的《亚州水稻史》,是一部以探究“稻作文化”为宗旨的论文集。全书共分三卷,由日本小学馆分别于1987年3月、5月、7月出版。本书是针对日本现今风行的“日本文化论”而发的,旨在准确地把握现代“稻作文化”,重新认识现代日本。第一卷“亚洲稻作的生态基础”,论述了亚洲稻作的共同问题,讨论了亚洲稻作的生     

我国近代稻作育种事业述评

我国近代稻作育种孕育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农科率先按近代作物育种技术开展稻作育种;1925—1926年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先后将穗行纯系育种与杂交育种方法应用于稻作育种,成绩卓著;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统筹各地力量开展大规模稻作育种,我国稻作育种初步走上统一组织、协调发展的道路;抗战期间我国西南地区水稻品种改良及示范推广工作发展迅速。文章分别论述了近代稻作育种方法的改进、育种成就、良种推广,并对我国早期育种工作者的作用及育种工作的经验与展望作了初步分析与探讨。     

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浅析

本文对长江中游特别是枝江关庙山稻作遗存及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作者认为深入研究关庙山稻作遗存，将会推动中国稻作起源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619个种粮大户调查数据

本文以江西619个种粮大户为例,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稻作经营年数越长、农业劳动人数越多及双季稻比重越高,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小,而种稻收益、家庭人口数、居地为山区、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及订单销售方式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有积极影响;户主年龄、子女人数、灌溉条件、村庄人均耕地面积、稻谷销售价格评价及稻作经营规模等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影响不显著。     

哈尼族农业历史考察——以哈尼族史诗为基础的研究

以哈尼族史诗为基础的研究表明,在遥远的虎尼虎那,哈尼过一种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在什虽湖边,哈尼驯养了动物并开始种植作物。在嘎鲁嘎则,哈尼大约处在一种游耕和游猎的状态。在惹罗普楚,哈尼人首次安寨定居,并首次种植了水稻,从此开始了向南方稻作民族的转变。在诺马阿美、色厄作娘、谷哈密查,哈尼经营一种以坝区稻作为主的农业。隋唐以来,哈尼在红河南岸的崇山峻岭中创造了山区梯田稻作农业。山区梯田稻作与坝区稻作相比,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具有不同的特色。     

台湾原始稻作农业形态探研

在台湾历史上，稻作和蔗糖生产并称为“台湾经济的两大支柱”，享有极高的声誉。台湾素有“米仑”之称，是我国主要产米区之一。本文对远古至清初的台湾原始稻作农业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台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直至明末清初，台湾土著仍然生活在一种独具特色的原始社会之中。台湾稻作农业至迟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期；17世纪初叶，荷人治台，既奖励大陆汉人移民开垦土地，又教化蒙昧土著，使其从事定居农耕，是为台湾稻作的发展时期；继之，郑成功入台，采取“寓兵于农”政策，积极开垦荒地，始奠定台湾稻作农业发展的根基；清朝前期，台湾稻作进一步发展，但台湾番族的稻作形态仍较原始，耕作技术比较落后，特别是其中的“野番”和“生番”，稻作农业或无或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     

台湾原始稻作农业形成探研

在台湾历史上，稻作和蔗糖生产并称为“台湾经济的两大支柱”，享有极高的声誉，台湾素有“米仓”之称，是我国主要产米区之一，本文对远古至清初的台湾原始稻作农业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台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直至明末清初，台湾土著仍然生活在一种独具特色的原始社会之中，台湾稻作农业至迟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期；17世纪初中载体只治台，既奖励大陆汉人移民开垦土地，又教化蒙昧土著使其从事定居农耕，是为台湾稻作的发展时期；继之，郑成功入台，采取“寓兵于农”政策，积极开垦荒地，始奠定台湾稻作农业发展打杂基；清朝前期，台湾稻作进一步发展，但台湾番族的稻作形态仍较原始，耕作技术比较落后，特别是其中的“野番”和“生番”，稻作农业或无或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     

汉魏六朝荆州稻作农业的发展

荆州位于长江中游，这里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自新石器时代以至秦汉，稻作生产传统一直未曾中断。进入魏晋南北朝后，荆州自然环境与人口的变化皆有利于稻作生产的发展，加之荆州政治军事地位的特殊性，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着意经营。使得荆州的稻作生产较之前代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稻作种植区域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产量的增加等方面。荆州稻米总产量的增加，使得荆州不仅有余粮可支援外地，并有部分剩余稻米进入了流通领域．成为长江下游城市粮食供应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云南农耕低湿地水稻起源考

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以云南和阿萨姆为中心的东南亚半岛基部地带,是近年来在国际上颇受重视並得到各国不少学者支持的起源说。然而稻作农业发端于低湿地抑或山地,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以云南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前提,通过对野生稻生态环境和生态特征、历史文献记载、史前稻作文化遗址立地环境以及稻作民族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特征的考察,论证了稻作农业起源于低湿地而非山地。而云南低湿河谷、盆地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耕作方式,则是不同于山地“刀耕火种”的原始的“火耕水耨”。     

长江中游的稻作起源及其发展

关于中国稻作的起源，目前不下１１种观点，这些观点涉及的起源地长江下游、华南、云贵高原等大都是独立的，表明我国稻作为本土多中心起源。在各起源地中，又以长江中游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说明该地区后世稻作生产的历史源远流长。     

东北地区稻作农业源流考

东北地区稻作农业源流考朱绍新我国稻作历史久远，据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对余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发掘时发现了４００平方米的稻谷、稻壳和稻草堆积，说明在公元前５０００—４６００年长江下游已有了栽培稻。东北地区稻作起源应较晚，据今只有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一）...     

长江中游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长江中游是目前全国发现史前稻作遗存最多的地区。１９９２年有关统计，在全国各地发现和公布的９９处史前稻作遗存中，长江中游就占了４１处。在这些遗存中，湖北城背溪、关庙山、屈家岭和湖南彭头山、皂市等遗址的发现特别重要，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以关庙山遗址为代表的史前社会经济属于典型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展水平及特点并不一样。要对关庙山史前稻作文化作出客现而科学的评价，大致了解整个长江中游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概况，乃是不可缺少的。本文欲综合有关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对此作一比较系统的概述。     

谁在世界上最先栽培水稻

稻作的起源问题，成为近30年来国内外自然科学吏学家、农学家研究关注的热点。以往，专家、学者对稻作的起源意见分歧较大，随着近年考古发掘的不断发现，认识逐渐趋于统一。科学研究结果表明，栽培稻的祖先种是普通野生稻，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是栽培稻起源的物质基础，而考古发掘的史前稻作遗存，则是稻作起源的实物证据。     

中国稻作源起与先越部族

本文试从一个新角度来参与研讨中国的稻作起源。通过分析比较,依据古地理气候、野生稻习性分布、民族史料等;立论于:农业的发生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稻作形成的根本因素是人、是部族群体。稻作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现象。与野生稻的自然扩展不同,最先掌握驯化栽培人类主食谷物的部族得到的报偿,往往是孕育造就一支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稻作起源地是杭州湾及长江口三角洲一带,最先驯化栽培稻的部族,是当地土著先越部族。稻作,随着先越部族人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其迁徙而扩散,存在有平行关系。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政策认知及其对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省419个稻作大户的调查

稻作大户是稳定粮食生产,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对于补贴政策的认知和满意度是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因此,本文以稻作大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基于湖南省6个产粮大县419户稻作大户的微观调查,利用排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认知程度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稻作大户对补贴标准的认知程度较高,而对补贴过程中的公平性和补贴政策目标的认知程度较低;稻作大户补贴标准认知显著影响政策满意度,政策参与程度和政策目标认知的影响不显著;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禀赋特征对补贴政策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补贴发放时间和补贴申报方式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从细化补贴机制、协调好公平与效率问题、加强政策目标的引领作用、简化补贴申请程序、缩短补贴款项拨付周期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