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3)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4)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创新——基于人地协调视角

该文从人地协调发展的视角梳理了中国传统城镇化发展过程,发现我国传统城镇化存在城市规模膨胀与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突出,高城镇化率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吻合,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以及城市规模标准提高与城市发展趋势相悖等五组矛盾。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城镇结构创新、政府观念创新和生态文化创兴四个方面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优化路径。     

转型期的城镇化演进:困境与突破——以“重庆户改”为例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在产业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三方面所发生了转型变化,这些转型要素推动了三十年来的城镇化演进。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构建城镇化演进的理论分析框架,可知: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演进的一个主要困境。实现城镇化模式转型是破解当前城镇化困境的主要路径。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深化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以还农民工一份有尊严的生活为目标,加速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模式转型将是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凼村为例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2)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3)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特征研究

采用1996—2009年湘江流域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数据,运用离差系数,结合GIS技术,研究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9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除2000、2005、2007和2008年之外,其他年份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均处于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增长速度。②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以长株潭—娄底—衡阳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其增长速度与失调程度也呈"中心—外围"结构。③流域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及其他内外因素是塑造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甘肃省城镇化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时空差异。研究方法:城镇化不平衡指数和城镇化发展匹配性理论。研究结果:(1)甘肃省14个市州城镇化发展区域不平衡,其中相对于建设用地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数最高,而且各指标在各地区间都表现出了较强的不平衡性。(2)甘肃省2004～2008年间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GDP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均衡,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上看,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匹配程度也较高,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其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匹配性程度也较低,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高,但城镇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较低。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流通业产出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流通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与先导产业,但不同区域流通业发展极不平衡,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87%省份的流通业之间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当前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并不协调,二者对流通业影响的路径也不一样。通过建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人口城镇化主要通过改善城镇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地区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等来促进流通业的产出效率,而土地城镇化则更多地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水平、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来促进流通业的产出效率;研究还发现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特别是相邻省份之间在流通业发展上存在竞争效应,城镇人口的跨省份流出可能会对本省份流通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产出水平对周围省份流通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的乡村聚居景观演化及影响机制——以新疆村落的适应性循环为例

适应性循环是广泛存在于乡村聚落发展历程中的基本演替表征，是特定乡村景观时空格局与过程交互适应规律的直接投射。以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的适应性循环架构展开的乡村聚居形态研究，不仅利于定向寻求景观风貌历史荣衰而呈现出的独特演化规律，更有利于深层次把握地域乡村景观特色的影响驱动内涵。聚焦于新疆乡村聚居实体形态景观(本体、中心地标、循环系统、特殊区)，通过适应循环系统的兴起、繁盛、衰退、重构阶段发展特征解析，梳理乡村聚居景观演变的时间脉络和空间拓展过程，初步探析出聚居景观形态演变的3种主要驱动影响机制：地理环境与乡村聚居景观空间情势的互适融合，产业经济对于聚居景观存续发展的引擎带动，以及宗教民俗之于乡村聚居景观文脉表征的统领浸淫。     

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时序分析、面板分析以及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的时空演变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不断优化完善,但省域之间差异明显,由北向南逐渐升高;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受时间因素和区域因素的双重作用,且时间因素作用发挥强于区域因素,侧面反映了东北振兴以来区域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3耦合发展度水平接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明显,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始终是热点区,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地区始终是冷点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认为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包括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政府调控作用以及社会保障因素。     

就地城镇化对区域消费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

就地城镇化是一种主要依靠自然的人口集聚和因地制宜的低成本等优势来实现城镇化发展的推进模式。根据就地城镇化的概念内涵,以湖南省5个城市为样本,探索性地对其进行量化计算,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及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就地城镇化与消费总量及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将研究结果与传统的以人口迁徙为主导的"二元式"城镇化所造成的作用进行对比后发现: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与居民人均消费的增长具有更为显著的相关性;随着就地城镇化率的提升,各地区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有更明显的下降,而发展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有更明显的上升。该结论可为中国不同地区选择合适的城镇化道路以及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经济增长方式对西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甘宁青新蒙1998年-2012年地级市Panel Data的分析

基于西北地区1998年-2012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了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城镇化进程的长期关系后发现:不论从人口角度还是从土地角度,高投入、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都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其对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对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要小,说明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化地不化人”的趋势很明显,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因此,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房价、房价收入比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与空间效应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9年我国31省面板数据,基于三种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房价、房价收入比对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房价、房价收入比与三种城镇化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依赖性显著,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马太效应"。(2)房价对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房价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房价对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是线性的。(3)房价收入比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房价收入比对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呈倒"U"型。(4)从区域看,东部和中部房价上涨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西部为负;中部房价收入比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西部为正,东部为负;中西部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最大。     

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三者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发现：第一,中国房价有利于促进土地城镇化发展,却抑制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实行“摊大饼式”城镇化发展的根源;第二,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即人口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第三,2004—2013年各地级市房价、土地财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第四,基于地理距离、地理相邻与经济距离权重,利用静态SDM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商品房价格与土地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乡村收缩背景下乡村景观价值衰减现象 及机制研究——以重庆市大足区玉峰村为例

当前快速城镇化伴生的“乡村收缩”现象对乡村 景观产生巨大冲击，威胁其价值维持。立足乡村景观价值衰 减现象和机制的解读，通过质性分析方法对重庆市大足区玉 峰村的半结构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和解译，以实证方式论证乡 村景观价值的衰减感知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乡风民俗淡 化、空间风貌衰败、田园景观破损及生态环境退化在村民关 于景观价值衰减的现象感知中呈现强度递减趋势，而社会结 构退化、文化土壤消解、生产关系弱化和土地利用转化等作 用机制则是由深入浅地诱发乡村景观价值衰减的关键因素。 据此，建议后续应从历史保护、文化再生、产业构建和规划 管控等角度加强乡村景观价值的保护和提升工作。     

黄淮海平原县域城镇化对乡村人-地-业的影响

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化未能有效带动乡村发展,并造成严重的乡村病问题。现有关于城镇化对乡村人—地—业影响的研究较少,关于影响机制的探讨更显匮乏。文章基于黄淮海平原县域数据,刻画县域乡村系统与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析城镇化对乡村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乡村人口发展空间分异不明显,而乡村土地、产业发展空间分异明显,其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山东省、环渤海湾周边地区等;②黄淮海平原县域城镇化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异明显,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山东省、京广铁路沿线周边地区、环渤海湾周边地区等;③城镇化对乡村土地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土地城镇化对乡村的影响不显著,乡村人口和产业的发展主要受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交互作用能够增强对乡村的影响力;④合理的城镇化发展可有效促进乡村人—业发展,有助于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     

山西省人口城镇化时空差异及其发展优化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社会和经济结构变革必然会引起城镇化发展变革,而多样的地域类型又丰富了城镇化空间类型。正确区别地域空间差异,因地制宜找出适合各地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城镇化发展对优化城乡结构、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文章立足于人口科学、城市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运用数理统计、相关分析、比较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研究方法,采用SPSS和GIS等研究手段,围绕山西省人口城镇化的时间演进过程和山西省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根据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域空间差异及其显现的相关问题,提出山西城镇化发展优化的对策建议,为山西省加速城镇化进程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支持。     

设计驱动乡村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利用和全面规划对于乡村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意义重大。在此过程中，设计策略驱动乡村建设，其基本范式应当首先服务地方村民和传承地域文化，跟乡村发生紧密关系并形成可持续的文旅资源，从而催生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其策略本质是旅游消费对于乡村异质文化的挖掘与融入。山西芮城广仁王庙（俗称五龙庙）的开发个案展现出当设计策略介入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文旅开发时，要从传播策略、本土资源转化、乡村生态共生、文旅消费异质化特征等多方面着手，关注当地村落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多层面生态性关联，尤其要处理好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地方性、历史性知识的延续关系。     

传统乡村深度体验式旅游模式的构想

乡村旅游随着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得到了与之相对应的快速增长,人们对于乡村旅游的认识与体验也逐渐深入到对乡村的民族风情、文化特色的体验上来,越来越接近于传统浓厚的乡村本质.而目前乡村旅游市场上的众多发展模式都有着各自的发展空间,满足不同的消费群体.本文通过这些典型模式的问题以及需求空白进行分析,提出了目前旅游模式需求应对空白中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即面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最本质乡村体验的传统乡村深度体验式旅游模式.     

以种植为契机的乡村社区营造——以顺德 霞石村社区实践为例

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乡村的景观产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种植业的衰退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随着社区营造的发展，乡村景观营造的方式也开始有所改变。除了对于环境本身进行干预，反思与重建乡村景观生产方式可能更有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高城镇化的广东顺德地区，反映了我国乡村城镇化过程中面对的一些社区困境。通过对顺德霞石村2018—2019年间的社区营造活动的实践性研究，发现“种植”对于当下乡村社区营造具有积极作用。结合霞石社区花园及自主花园营造2个项目的活动组织过程及意见反馈，以种植为契机的社区营造需要结合不同参与者特点建立多层次的种植目标，共同挖掘“种植”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价值意义；以种植活动对于乡村社区的资源分享，促进社区居民的协作；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社区不同群体对于种植需求的“表达”以及种植经验的“交流分享”。而在霞石村的实践中，风景园林专业人员亦需要不断调整介入社区的方法。在辅助设计环境的同时，风景园林专业的介入更需要结合文化景观、环境教育、可持续理念重构“种植”的现代价值，赋能社区居民，推进乡村景观及社区的可持续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