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化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和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和工业绿色化指标体系将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起抑制作用，不存在技术创新中介效应；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通过技术创新"挤出效应"抑制工业绿色化；公众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化关系只有中介效应，且公众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工业绿色化；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研究结论经稳健性检验依然不变。研究认为：在推进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公众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应有效规避市场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挤出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数字专利研发视角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了企业污染排放，跨行业技术溢出有利于污染减排，长期跨行业技术溢出的正面影响可以抵消数字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缓解数字技术创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非数字行业和重污染行业中跨行业技术溢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创新吸收能力不足、绿色创新效率不高是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污染排放的原因，跨行业技术溢出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污染排放。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研究综述

系统梳理国内外绿色经济与环境规制的研究成果后,发现国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理论内涵探究和理论实际验证并重,而国内则侧重于对绿色经济的实证测度与应用研究。对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有以"加大企业生产成本"为代表观点的"遵循成本说"和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为代表观点的"创新补偿说"。实证研究中指标选取单一且多样,因而学界环境规制对于绿色经济的研究同时存在抑制、促进与无显著影响三种结论。国内未来环境规制的研究在于分析对象的细化广化、研究方法上创新发展及交叉领域的实证探索。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转型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陕西省为例

环境规制能通过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则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一定联系。为探讨三者间的关系,选择2009—2020年陕西省地级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进行具体分析。结果表明：当前陕西省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各地级市的技术创新发展,各企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问题;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不能提高陕西省对外开放程度,也不能有效促进陕西省各地级市的外资利用度和对外贸易度提升;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以及资本投入的增加能够促进陕西省产业结构转型,使陕西省的GDP总量以及人均GDP实现合理增长。建议合理加强陕西省环境规制力度,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执行与监管机制,对陕西省产业结构转型进行合理引导。     

环境规制约束能倒逼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吗——基于Lagrange函数模型的分析与讨论

环境规制的内驱机制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能否促成环境规制倒逼产业技术创新?于此命题，将产业技术创新分解为治污技术创新与生产技术创新，建构环境规制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模型，并做出经验验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生产技术创新呈类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与治污技术创新呈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增强提升企业治污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强化了对生产技术创新的投入挤占，使得当环境规制达到中等强度后，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为此，应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强化对规制政策实施的追踪问效；完善治污激励补贴机制，强化政府对危废处理行业的扶持力与监管力，丰富环境规制配比政策设计；强化命令控制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机组合，健全环境信息反馈系统，倒逼企业治污技术的强化与创新。     

环境规制、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和高层梯队理论,从微观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考证企业决策视角下高管背景特征在二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背景特征在其中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因背景特征的性质而异,具体表现为高管性别特征正向调节二者间关系,但不显著,高管学历特征和年龄特征显著负向调节二者间关系,高管任期特征和党员身份特征则显著正向调节二者间关系,且其背景特征的调节作用因企业属性不同而不同.拓展和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视域及作用路径,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改善企业绩效提供了参考依据,为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环保执法力度贡献了微观证据.     

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性规制

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表现为跨越区域或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促进特定区域的产业技术进步,刺激产业技术创新,提高资源效率和促进经济繁荣,维护或改善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的生态生产力,增加环境资源等,使得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企业不愿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应采取一系列激励性规制如产权制度、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效果研究

根据烙印理论,高管的海外经历会成为其适应复杂经营环境的一种特殊“印记”,进而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文章选取2011—2020年间2800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效果,并研究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金融的跨层次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长期金融投资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企业短期金融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高管海外背景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即高管海外背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增加企业短期金融投资,减少长期金融投资;数字金融跨层次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最后,文章提出企业应注意吸纳具有海外经历的优秀人才,优化高管团队人员结构;同时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以提升资金筹措的便利性,降低融资成本。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产业异质性?

本文在按照能源排放强度将33个工业部门分为高、中、低度能耗产业的基础上,测算1999～2007年三大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和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三类行业环境规制与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环境规制强度阻碍了中度能耗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高度能耗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低度能耗产业环境规制强度适应行业的发展需要,促进技术的进步。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不同能耗行业特点区别对待。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及效果研究

文章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3745家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海外学习背景、海外工作背景、海外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兼备的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区域、企业类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非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对企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高管海外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兼备的背景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较两类单一背景更显著;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都能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绩效;区域和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不同地区的企业因地制宜地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以及提高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提供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探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并且引入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变量,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实现;内部控制能够强化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会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此外,分样本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重污染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海归高管会改善企业ESG表现吗？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是资本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战略决策者视角出发,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海归高管对企业ESG表现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海归高管对企业ESG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海归高管更注重企业ESG战略,能改善企业ESG表现,且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海归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表现（E）、社会责任表现（S）以及公司治理（G）均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第二,考虑外部调节机制,机构投资者关注与媒体治理作为两类外部治理渠道,均在海归高管与企业ESG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第三,价值效应检验表明,海归高管通过强化ESG表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创新价值效应。第四,海归高管对企业ESG表现存在产权、行业以及制度环境的异质性,表现为海归高管对国有产权、重污染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更高制度环境中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我国系统构建“高管战略驱动—外部机构投资者与媒体治理”的ESG推进体系,并为立足ESG制度建设驱动企业...     

利用绿色信贷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策略分析

为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情况的影响,将以绿色信贷的概念界定与环保企业的理论关系角度入手,探究出绿色信贷是如何影响环保企业技术发展,并从中介效应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促进效果进行研究,得出几点技术创新路径,然后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对绿色信贷政策进行探究,明确绿色信贷下融资问题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 的影响。     

环境规制抑制了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2005至2016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七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特征;环境规制会抑制外商资本、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产生的促进作用。从区域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仅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呈现“U”型特征,在中部地区对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则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海归高管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研发投入水平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究调节机制后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政府质量、市场竞争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内部控制水平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直辖市地区、高外部监督水平组中，海归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创新要求较高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从长期看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提高。实证分析还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