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战略选择。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是：以国家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为前提，使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并孕育出现代化产业集聚，进而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数字化思维的形成。新型工业在应用层面所形成的数字生产力可以赋能工业生产力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效益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现实要求是：创新数据要素产权制度，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据利用效率；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投入，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技术经济条件；构建多层次教育新体系，解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字人才供需矛盾；发展数字化思维转型模式，形成新型工业化的新思维体系；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优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市场环境；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路径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遵循，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化；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制度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兴产业集聚为主线，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生态战略支撑新型工业化；强化数字经济政策顶层设计，...     

数字服务进口贸易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利用数字服务进口贸易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创新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文章采用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引证数据考察了数字服务进口贸易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进口贸易对中国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机制主要通过供需两端双重激励引致的“数字产业关联效应”、信息资源扩散产生的“管理效率促进效应”以及知识技术溢出导致的“技术吸收能力提升效应”而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进口贸易的企业创新质量效应对于初创型和成长型企业、处于前沿技术差距两端的企业以及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城市更为突出。据此文章提出,中国应推进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有序开放,扩大高端、新型的数字服务品进口,增强企业创新提质新动能,加快构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专业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政府行为--由江苏省政府制造555亿元"大熊猫"引发的思考

专业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企业或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WTO框架下我国的企业要做大，首先应当是做强。政府行为和金融中介极其重要，但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规划和行政兼并。政府行为不能替代企业的市场行为。要发展“适度竞争”，确保行业持续赢利和研发实力，实现专业化；凭借营销模式，实现规模经济，然后再发展范围经济，提高产业附加值。最终实现产业升级。     

"十三五"时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及"十四五"展望

系统总结“十三五”时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国际竞争力上升等主要特征。在“十四五”时期,应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及“一带一路”市场广阔等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中国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出口竞争力日益提升、数字产业基础雄厚和数字经济市场潜力巨大等优势,增强数字技术与产业、贸易的融合能力,推动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和服务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完善数字服务贸易政策促进体系,加强数字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机制,积极参与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制定。     

循环经济国内发展模式与创新体系探讨

结合实例阐述了国内循环经济的三个重点发展模式:产业发展“2 4”模式、地域发展模式、层次推进“3 1”模式;通过分析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在企业发展、产业发展社会层面和政策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提出应重点从技术创新、环境服务创新、制度创新三个方面构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体系。     

当前经济形势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战略思考

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中有多重不确定性的交织,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推进经济向中高速高质量发展,以及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背景下,对于我国“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经济发展的压舱促稳与提质增效是首要保障。结合现实发展需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需进一步加深与优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战略层面上的基本考虑需紧紧把握三个重要视角:一是重视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潜力空间;二是要充分认识“互联网+”与“+互联网”的产业发展大势而抓住重点;三是实施必要的政策优化支持,守正出奇地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     

数字经济创新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与贵州经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析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在理论逻辑方面,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赶超效应、升级效应、减贫效应和协调效应。在实践经验方面,“贵州模式”为欠发达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即坚持国家战略与贵州实际相结合,坚持培育发展新动能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坚持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保障数据安全相结合,坚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与培育市场主体相结合,坚持人才培养与政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同时,通过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利用数字技术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由点及面地推广新技术和新模式以及各个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欠发达地区将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缺失及对策

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思想不够解放，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发展环境不够宽松，政府角色缺失，是我国欠发达城市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落后的关键原因。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优化发展环境、放宽进入领域为突破口，把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体制转换结合起来；完善鼓励和扶持政策，加快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进一步扩大我国欠发达城市民营科技企业的规模，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及新举措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撑,这对产业劳动力数字技能提出更高要求。本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并借鉴国外优秀实践经验,提出我国职业教育应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数字技能及数字素养,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充分利用“数字红利”提升教学质量,广泛开展人才培训,弥补数字技能劳动力供需缺口,探索数字人才培养的新举措,促进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议题。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影响共同富裕整体进程的关键视角出发，在理论剖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22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从总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中国共同富裕总体进程；（2）从数字经济的不同层次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均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更大；（3）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人口城镇化以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两条路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以上结论丰富和完善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为发展数字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持。     

有福同享：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包容性增长

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应建立在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个体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基础上,即城市发展应实现包容性增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以“宽带中国”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构建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科学衡量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80个城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工具对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政策具有推广与累积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扩大、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机制；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以及高创新活力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增长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周边地区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丰富了有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政策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中的创新政策及其展望

通过对比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可知,中国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创新政策反映了我国政府积极运用相关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努力。除了传统的创新政策之外,我国将创新政策拓宽到培育改革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教育与研发,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以及加强对国外技术的吸收引进等多个方面。今后我国的创新政策还有必要在以下方面有所加强：从供给推动转向供需双方引导发展;摆脱单纯关注研发经费投入的传统思想;从注重技术创新转向更广泛的创新发展;创新政策与自主品牌紧密结合。     

依托哈尔滨的科教优势提升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竞争力

科教优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应通过政策导向,走产、学、研创新发展模式,促进科教优势转化为生产力,扶持大企业集团,加强相关性与支持性产业发展,提升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竞争力.     

关于当前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若干建议

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建议国家在“十二五”期间采取如下调整政策：实施举国科技创新体制；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实行基础资源战略储备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在更大的经济舞台上优化配置资源；大力推进国土整治、环境整治产业的发展。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机制、模式选择与推进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战略和主要任务，而数字经济的不断创新演化发展成为驱动企业要素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具备全新的内在驱动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形成全新的生产要素、以数字创新形成全新的生产动能、以新的交易机制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以及以全新的组织学习与知识获取方式形成知识创新机制。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研发赋能模式（开放式创新与用户创新）、制造赋能模式（智能制造）、组织管理赋能模式（组织交互数字化重构）、价值链赋能模式（全球价值链升级）等多重模式。但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依然在数据要素市场、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数字人才体系以及数字治理政策体系等层面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深化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逐步构建面向“要素—制度—人才—政策—治理”的五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实现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技术进口政策的若干隐含假设验证及优化研究

我国技术进口支持政策已成体系,可总结出四大隐含的假设条件。上海技术贸易发展较快且位居我国前列,具有典型意义。本文采集了2000~2014年上海技术进口、高技术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用Eviews 8.0软件与相关性研究方法,以及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测算法、随机前沿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政府鼓励的技术进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技术进口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互相促进,但人才、创新能力、研发投入、政府资金支持目前作用发挥不充分;上海的技术进口有利于提高上海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其核心影响机制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而规模效率的提升方面作用不大。为此,本文作者提出优化上海技术进口政策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科创中心建设的五大政策建议。     

基于服装生产商视角的智慧供应链创新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企业市场经营构建智慧化供应链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传统服装供应链体系存在着多种弊端,在数字技术赋能服装产业背景下,服装生产商应采取三种创新路径构建智慧化供应链：生产商以数字技术重构“O2O”模式供应链、生产商以个性化定制服务构建SPA模式供应链、生产商与其他节点企业结成供应链战略联盟,加强企业之间的互通互联,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拓展市场服务空间,降低供应链总成本,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降本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