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基于股权资本成本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在财务压力更大、信息复杂程度更高、公司治理水平更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降低股权资本成本的效应更强。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盈余波动、吸引外部关注以及提高公司治理质量三条渠道,降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     

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对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沪深交易所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1年间的数据，研究了商业银行风险管控和创新能力分别与银行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15家上市银行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对银行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来提升自身的经营业绩。从风险管控指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来看，不良贷款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比率与银行绩效显著正相关，银行规模、存贷比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为负向相关。     

银行内部特征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研究银行市场特点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在对Kashyap＆Stein（2000）和Ehrmann（2001）的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运用14家中国商业银行1995-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在规模、流动资金和资本方面具有不同内部特征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结果发现：拥有更多流动性和充足资本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小，受其影响更小；而其他两个银行特征（规模和资本量）对银行信贷却没有任何显著影响，这与Kashyap＆Stein（2000）的论证结果相反。     

数字化转型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中国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两个关键机制；考虑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周期，相较于发酵期和去杠杆期，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处于债务危机早期和强化期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相较于非困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     

数字化赋能、要素替代与产业结构转型

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数字化赋能对要素替代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赋能对要素替代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受到家庭消费偏好、要素替代弹性以及产业要素密集型特征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中国的数字化赋能会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转型，促使工业部门使用资本替代劳动、服务业部门使用劳动替代资本，这意味着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数字化赋能对要素替代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时间异质性；市场机制是数字化赋能发挥作用的关键渠道。     

基于GARCH-Copula-CoVar方法的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度量研究

借鉴Adrian和Brunnermeier的方法,同时考虑到了金融变量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提出了应用GARCH-Copula-CoVar的方法来测度了我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以及边际风险贡献,研究发现,规模大的银行其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更强,而对于那些中小银行,它们的风险抵抗能力相对较弱;在考虑了单个银行的风险溢出条件下,系统性风险明显增加,存在明显的风险溢出,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容易带来更大的风险溢出。     

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与风险规避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在我国上市的11家商业银行,以2011-2013年的经营数据作为样本,来进行银行资本结构与风险规避的实证分析。首先对选取的八个风险因子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样本的综合风险值,再考虑资本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三个衡量指标对综合风险值的影响,建立回归方程,最后运用回归分析法对回归方程、被解释变量等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三个衡量指标中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未分配利润率、长期次级债务率、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风险有显著性影响。因此,通过优化这几个指标可以达到优化资本结构的目的,进而降低上市银行的风险水平,提高上市银行的经营能力。     

中国上市银行流动性影响因素分析

流动性是银行业生命。保持适度的流动性,对于维护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提高银行经营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防范流动性风险是每一家银行所必须注意的问题。那么判断哪些因素对于上市银行流动性起到主要影响的工作便显得尤为紧要。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和银行微观经营因素角度出发,选取表征货币供给情况、宏观经济情况、通货膨胀水平、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状况的宏观经济因素变量和表征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状况指标、银行盈利能力指标、银行资产规模指标、银行负债规模指标、商业银行净利息收人水平、银行抵御风险能力指标、银行竞争能力指标及贷款呆账准备金的银行微观因素来分析对银行流动性影响,发现其对各个银行及银行业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Python文本识别技术测算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该结果在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更好和资产专用性更高的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企业营运能力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发挥了作用。结论有助于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果,并对政府制定数字化相关政策、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政策监管与合规转型对P2P平台成交量的异质性冲击效应

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为背景检验监管政策与平台合规转型对P2P平台成交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暂行办法》的出台对P2P平台成交量构成显著激励效应，且这一激励作用在国资系、上市系及银行系等特殊背景平台、设有活期标的平台、高管曾在其他企业有高管任职经历的平台中更突出；对监管冲击下平台合规转型对其成交量的影响进行了因果推断，验证了合规转型对平台成交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该激励作用仅对早期主动转型的平台成立；尽管合规转型会导致P2P投资人在该平台上的投资规模决策更激进，但却会降低投资人的平均投资期限，说明合规转型会引发投资人在规模决策与期限决策上的相机抉择过程，这也首次证明了P2P市场投资存在“期限决策”与“规模决策”之间的“风险替代”效应。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风险承担——基于负债成本与信贷选择机制的分析

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既有文献多从数字化场景下的信贷市场技术变化与授信模式调整切入,忽视了银行融资市场的影响。区别于此,本文通过商业银行的城市聚类,使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地区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利用城市商业银行2012—2022年面板数据,从“融”与“贷”两个维度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表现为信用风险(信贷不良率)与经营稳定性风险(收入波动性)的共同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积累通过成本冲击效应而实现,信贷选择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所形成的风险积累,实际源自“融”而非“贷”。商业银行缺乏通过信贷溢价释放负债成本压力的能力,导致负债成本的增加最终形成风险积累。此结论可为商业银行更为精准地选择风险控制与管理的业务切入口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金融科技与银行信贷风险——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我国31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基于银行业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银行业金融科技发展如何影响银行信贷风险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内我国银行业金融科技整体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就其后端技术而言,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相对缓慢;银行业金融科技后端技术均可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发展银行业金融科技能够有效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各后端技术对于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平抑效果最佳;考虑银行规模及所有权结构异质性,银行业金融科技发展对于大型银行、国有银行信贷风险的抑制效果相对较弱。     

监管约束下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实证分析——来自中国30家银行的经验证据

在银监会加强对银行监管的背景下,选取中国30家商业银行2008-2012年的财务数据进行DEA分析,并据此建立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的Tobit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五大国有上市银行纯技术效率最高,但综合效率低于非国有上市银行;非上市银行综合效率最差,但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与银行效率负相关,银行上市、金融发展有利于银行效率的改善.     

EVA：考核我国上市银行绩效的难点分析

随着各家商业银行的纷纷上市和其资本结构的明显转变,绩效评价的工具也需要不断地做出更新和调整。西方金融管理界已经将经济增加值（EVA）作为新兴的管理工具来评估上市银行的价值,并且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然而,这一管理工具对于我国上市银行的绩效管理是否同样适用呢？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转变的背景,逐项分析经济增加值（EVA）的计算步骤与要求,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现状归结出运用其进行上市银行绩效评价的诸多难点,同时对进一步评价我国上市银行绩效提出了合理的改进建议。     

地方政府专项债补充农村中小银行资本相关模式探索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农村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问题开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国务院在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特别安排一定额度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本文以研究农村中小银行资本现状为出发点,对当前农村中小银行的内源性资本补充模式和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地方政府专项债补充资本的操作模式、实施路径、运作流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从细化专项债的管理实施细则、优化专项债的可转债条件、完善现有资本补充方式、健全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另外,对处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