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宽度法的实证考察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年份企业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创新选择效应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研发投资更偏向于创新数量，挤占了企业高质量创新的研发投资，进而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来抑制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还是抑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发展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但面临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发展?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EPU指数和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长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的发展;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加大政府发放补贴的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型、实体、“十三五”期间企业的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数字金融发展力度、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因时制宜地开展数字建设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员工配置——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员工配置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一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员工配置?本文以员工数量衡量企业员工配置,利用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员工配置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企业员工配置,且该影响经更换变量、调整样本容...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经济效应

在中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探讨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研究显示，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与收入差距具有负向线性关系，并且目前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主要来源于中部与西部地区。叠加影响后，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经济效应，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有利于发展质量提升。     

行业周期、市场化进程与债务期限选择

公司财务和产业组织理论的交叉融合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本文对行业周期、市场化进程与债务期限选择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通过多种计量模型检验后发现:相比于成熟期和衰退期行业,成长期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更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低,在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成长期行业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越显著。在资产负债率一定的情况下,相比于衰退期行业,成长期和成熟期行业的债务期限越长;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公司的长期债务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越低。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嵌入市场化进程后行业效应如何影响债务期限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行业周期在债务融资决策中的机理和重要性,以及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数据资产与企业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长期发展有赖于对数据资产的管理和运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应用等对企业生产效率、市场价值和绩效表现等方面的影响,直接探讨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甚是匮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数据资产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给出了衡量企业数据资产价值的指标,并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据资产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据资产能够显著促进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三种路径实现的。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建设有大数据交易平台的地区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地区中效果相对更明显。此外,在第一产业中,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呈总体递增趋势。研究结论为企业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野”,也为加快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重要启示。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活动——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构建包含宏观层面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上市企业所属地区省级层面营商环境水平和企业特征变量的“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面板数据,可实证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优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但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削弱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对民营企业及所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显著。因此,以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带来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FDI中介效应

本文利用2001-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各省份区域创新创业能力指数,综合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将FDI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并通过FDI的竞争力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对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稳健。此外,本文进一步将31个省份按中、东、西部划分,探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发现各地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排名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给出促进各地区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978年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中，在经济自由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呈不断加大趋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了近10年来中国市场化进程与地区收入水平的内在联系。为实证考察市场化对地区分配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市场化创新度量指数，并以此揭示出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与收入分配失衡的相关性特征。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归纳了若干缓解这一制度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启示和建议。     

中国式分权与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行为

本文以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财政分权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度对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水平与长期债务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经济比重较高、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的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债务融资水平.政绩考核机制的不完善性、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等是导致研究结果的原因所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路径检验

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识别不确定性对其生产经营策略的扰动,进而在后续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科学合理的应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企业在面临较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将有更强动机进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利用2012—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在机制路径层面,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承担的非生产性成本的增加;为了缓解成本压力,企业通过必要的数字化转型对不确定性进行应对。此外,企业外部的营商环境和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内部的产权属性和审计特征均对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数字化转型动机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重要路径,政府应通过培育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外部环境,引导和激励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在危机中寻找机遇,以变化促进发展,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业政策与并购溢价

面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并购定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具有明确政策信息导向的产业政策又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8年间的并购交易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溢价的影响及产业政策对两者之间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主并企业支付更高的并购溢价,当目标企业受到产业政策支持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会被强化,即主并企业支付的并购溢价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溢价的影响在跨行业并购中更为显著,在关联并购与非关联并购中均显著且没有明显差异.此外,考虑并购绩效的研究表明,主并企业对目标企业支付的高溢价总体上是值得的,特别是当目标企业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时候,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购溢价对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结论 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并为理解政策变化对并购定价决策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货币政策、企业资本结构变动及经济后果——基于三大货币政策区间的探讨

运用随机边界模型,进行货币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变动及经济后果的分析。研究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企业当期的资本配置能力,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强企业当期的资本配置能力。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资本配置的风险,这种效应在利率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区间尤为显著。在三大货币政策区间里,短期债务、长期债务和商业信用三类负债对以上两者的效应存在着异质性。就经济后果而言,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完成度,且国有企业的投资完成度低于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投资完成度高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就区域间的时空关联而言,三大货币政策区间的企业投资完成度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特性,并慢慢呈现三大区域板块集聚的现象。     

基于制度视角的企业国际化速度对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2006～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因素(政府参与、外资参与和企业所属关系)对二者关系的一次调节作用;还验证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制度因素的二次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未考虑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时,政府参与和外资参与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企业隶属关系不显著;考虑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时,一方面,它削弱了政府参与、企业隶属关系对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对外资参与和企业绩效关系的二次调节作用则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尽管与传统发达经济体企业的渐进式国际化模式不同,但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外资参与以及政府支持实现国际化,不断积累国际化经验,跨过"后来者劣势"门槛后,再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国际化。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出口?——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以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以及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出口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贸环境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市场化机制能否缓解产能过剩——基于企业治理视角

市场化改革是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从企业治理这一市场化机制视角探索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研究发现:良好的企业治理架构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投资和决策效率,进而通过减少投资失误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缓解产能过剩.进一步地,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120个地级市共11211家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治理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验证其理论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分权、薪酬激励及管理层更替等市场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这一结论在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和排除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稳健;(2)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市场扩张和增加创新两个途径实现;(3)在非国有企业、政企关系较弱的企业以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中,企业治理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更突出.研究表明,通过市场化机制,即强化企业治理,可有效缓解产能过剩.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出口需求变动、创新活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将创新函数引入一般均衡方程，构建加成率、生产成本、市场规模、竞争参数、创新投资为一体的模型，由此得出出口需求变动、创新活动冲击企业加成率的理论命题。而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出口需求变动导致的竞争增加对企业加成率的提高存在负向效应，而企业的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动在较大程度上能弱化这一负向冲击，但初始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不能有效削弱竞争带来的负向冲击，初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否通过创新活动最终完全削弱竞争的负效应则具有不确定性；从要素密集度、地区、贸易方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和一般贸易类型的企业，其各自的加成率受需求变动的负向影响较小，受创新活动的正向影响较大。     

非平稳性股利政策会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中股利平稳性政策信号是否能够影响企业经济资源向创新投资项目的 倾斜?其作用机理是什么?在分离"差异化分红政策"效果后该现象能否继续存在?为回答上述问题,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基于股利信号理论与迎合理论考察了股利平稳性的信号效应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股利非平稳企业在创新研发项目方面的投资程度更高,且分组回归结果显示该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型企业中更为明显,同时实证检验支持了理性迎合渠道的存在,即投资者的消极情绪直接刺激了非平稳性股利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差异化分红政策"的影响,结果证实,在为获得再融资资格进而发放股利的企业中,非平稳股利政策对创新投资的促进效果及其作用机理依旧存在.然而,"差异化分红政策"虽能够有效改善我国上市企业的"微股利"发放现状,但也加剧了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短缺,不利于非国有企业与成长期企业的发展.股利不平稳的信号会引发我国资本市场中公司股价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动,进而对实体经济资源配置造成显著影响.以上结论为研究资本市场信号冲击对企业创新等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资本对社会责任实践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文献梳理,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角度探究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维度构建并设计理论模型,其次在数据整理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企业社会资本影响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网络关系维度显著促进企业外部社会责任实践,但对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实践无明显影响;信任维度同时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实践产生显著影响。最后,针对实证分析结果给出合理解释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