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中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均能提高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质量，行政管理支出作用不显著；(2)各项财政支出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异质性，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非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强，节能环保支出对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非中心城市作用不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节能环保支出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社会保障支出则会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支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我国省级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均能够显著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养老保险支出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养老保险支出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随着养老保险支出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正效应呈阶梯型递增态势。为此,应挖掘老年群体消费潜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效应;优化养老保险支出结构,激活老龄消费;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以“区域协调”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富增长视角下低收入群体实现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五市的调研

“十四五”规划重点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其中财富是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本文根据对中部五市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从家庭支出负担、收入状况、理财能力、就业质量四个方面分析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与负担增加和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支出负担对财富增长具有反向作用;收入状况、理财能力、就业质量对财富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就业质量对收入状况具有正向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总结出低收入群体财富增长缓慢的原因,并结合当前实际,以实现消费升级助推国内大循环为最终目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民生财政视角下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效应分析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回应人民对于民生福祉的诉求,同时推动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基于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首先,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中部地区和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其次,民生财政的增长不利于就业数量的提高,并且经由就业数量弱化了就业质量;最后,在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和人力资本供需冲突的作用下,存在“民生财政增加-人力资本下降”以及“人力资本上升-就业质量下降”两个负反馈机制。未来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进教育和医卫投入回报,以及完善人才培养布局等来提升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支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以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后的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为依据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地方政府的科教文卫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经济建设支出反而为负效应;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科教文卫支出为负效应;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政府在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及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均为正效应,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对西部地区经济拉动作用最大。最后在此结论基础上为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提出合理化建议。     

政府科技投入、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2009—2022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地研究政府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政府科技投入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省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影响关系,即初期有一定抑制效应,随后逐渐转变为促进效应。然而,政府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政府科技投入能让环境规制的拐点提前到来。从空间效应来看,政府科技投入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证实,但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福利性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分布滞后模型和动态广义矩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间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和分布滞后模型,将就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经验评估了福利性公共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机制。分析发现,福利性公共支出通过促进就业和投资的间接作用机制增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就直接作用机制而言,福利性公共支出增加了税收筹资,造成居民和企业形成税后报酬率下降的预期,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在扩大福利性公共支出规模的同时,要借助结构性税收调整和支出政策激励企业扩大就业,通过公共品供给机制效应外溢引导产业间投资要素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福利性公共支出的就业增长和投资增长功能,才能有效促进均衡的长期经济增长。     

财政收入政策与盈余状况对经济内生增长的影响述评

财政收入政策和盈余状况的研究,较之财政支出效应的研究起步更晚,但该领域的内容,却对了解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内生增长影响不可或缺。研究采用经济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框架,梳理并评述了财政收入政策与盈余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收入的认定差异很大,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财政收入行为可以分为高介入、一般介入和低介入,同时在存量和流量资本的统计的不同认定,如果不细致考虑和妥善处理上述影响,经验研究及有可能呈现千差万别的情况。财政盈余领域同样如此,财政收入政策导致的差异较之支出政策,存在更显著的联系着财政收支平衡状态特征。借款约束限制和收入刚性制约,带来的赤字或盈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不止财政本身,涉及到经济状况、政治形态和治理结构等多种因素。     

城乡异质性、财政支出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在城乡二元经济特征背景下,按照财政支出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将我国财政支出分为政府城镇和农村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消费性财政支出,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了多种外生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短期内,政府城镇(农村)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总产出的正向作用比政府城镇(农村)消费性支出的增加更为明显,但长期内效果相反.当进一步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冲击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厂商所得税税率波动对城乡居民就业的影响时发现:(1)政府城镇(农村)消费性支出的增加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为挤出效应,在长期表现为挤入效应;政府城镇(农村)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为挤入效应,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2)相对于农村厂商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城镇厂商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就业的负面影响更明显.     

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研究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1978-2014年相关数据,对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效应及消费需求传导下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扩大具有正向影响,但受制于消费环境等因素,这一作用效应并非完全显著;人口城镇化质量具备提升消费结构的基础,关键在于释放前期累积的负面效应;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基本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存在通过消费传导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但受制于过去粗放外延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这种正向传导机制发生扭曲,正向促进作用逐渐被负面影响替代。     

推动县域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财政在支持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进程中作用重大,但受现行财政体制约束、结构转型阵痛以及财政收支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县域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瓶颈"制约。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财政部门应如何审视自身,探寻实现财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本文就财政如何在支持产业发展、运用体制激励、支出增效和债务管理方面发挥职能作用进行了有效探讨。     

房价泡沫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兼论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房价泡沫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房价泡沫化显著阻碍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有效缓解房价泡沫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科技创新对房价泡沫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最后,提出加大科技创新支出、因地制宜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政策建议。     

地方财政支出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和产业生态化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实证结果表明:(1)人均财政支出在整体上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在区域内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节能环保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三者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技术支出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在区域内,各项结构性支出的溢出效应在方向和程度上又各不相同.可见,由于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和区域的差异性特征的存在,相邻省域的财政支出对本辖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具有不同方向、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此,本文从“构建区域横向财政合作体系”“构建质量为导向政绩考核体系”“立足自身要素禀赋实际”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分税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从中国经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国税及地税政策,构建了我国分税制下的DSGE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波动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国税政策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挤出家庭劳动、降低资产收益率,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效应;地税政策的正向冲击效应恰好相反,短期内具有促进就业、刺激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宏观经济对地税政策冲击更为敏感,中国更应该发挥地税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新一轮税制改革提供了方向正确性的理论佐证及具体操作的量化参考。     

大陆台商投资集中地区与台湾贸易之就业效应研究

采用1994-2008年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大陆台商投资集中地区与台湾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大陆台商投资集中地区的对台出口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自台进口则对其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且自台进口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出口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另外,台商投资集中地区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明显大于对台出口的就业效应。资本产出比对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在台商投资集中地区存在一定程度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     

公私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众所周知,医疗卫生支出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规划,还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研究结论却是众说纷纭。鉴于此,本文根据医疗卫生支出的支付主体,将其分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和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并通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公私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每增长100％,带动经济增长12．08％,居民医疗卫生支出每增长100％,带动经济增长15．85％;但与此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均衡化时,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和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差异甚大,其中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效应,而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阶梯型”效应。     

中国零工经济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究

零工经济是数字经济与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本文测度中国零工经济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零工经济水平逐年上升,分区域的区域内差异减小;绝大部分地区在研究期间都呈现出水平由低向高跃迁的趋势,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本文从基础建设、制度保障等方面,针对不同类型城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零工经济健康发展、进而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东道国外资激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应用投资激励措施吸引外资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常用的政策手段。本文简述了东道国外资激励政策的理论依据,从溢出效应、提升产业竞争力、扩大出口和就业等方面分析了东道国投资激励政策的收益;从挤出效应和锁定效应、财政收入减少、资源配置扭曲等方面分析了东道国激励政策的成本;从不同激励工具、不同跨国公司、不同母国税制等方面指出了东道国外资激励效应的客观差异性。     

提高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1997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支出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刺激作用不够明显,而致使政府收入政策的预期效果不理想。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效应是当前急需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兼论补贴合理区间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创新规模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识别,并测度政府补贴强度的合理区间.结果显示:全样本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政府补贴位于一定区间时,才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在创新补贴投入过程中,创新激励首先会促进低质量创新,随着补贴规模的扩大,高质量创新行为得到激励,但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显著小于低质量创新激励效应.不论是创新规模还是创新质量,"寻补贴""政治关联"影响下的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效应都弱于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偏向于低质量创新,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不论何种补贴强度都会产生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目前的补贴规模还无法有效发挥创新激励效应;成熟期企业尽管创新规模效应不显著,但创新质量更高.为此,政府应当制定创新补贴的合理区间,引入动态创新补贴调整机制,提升高质量创新的补贴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