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开放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

能否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新发展格局下探究如何提升产能利用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服务业外资参股的政策调整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出口扩张和减少非效率投资途径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服务业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对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行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而言更大。此外,本文还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贸易模式和贸易方式转变的影响,发现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出口企业从间接出口模式向直接出口模式转变,以及从非一般贸易(纯加工贸易、混合贸易)方式向一般贸易方式转变,并通过贸易模式和贸易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本文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化驱动因素的理解,为我国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化解产能过剩困境提供可行思路。     

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分割与产能过剩治理

本文基于产能利用率在生产侧与消费侧进行分解,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工业部门产能过剩指数,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分割以及其他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生产侧技术效率损失与消费侧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现象在中国各地区普遍存在;生产技术水平较高、消费能力较强两个因素导致东部地区的产能过剩程度远低于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比重、创新投入比重的提升可以缓解产能过剩现象;而地方保护导致的市场分割、过度投资将恶化产能过剩现象。市场分割程度的上升将会弱化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因此治理产能过剩需要弱化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消除市场分割,加速建立中国统一的消费市场,并且在此基础上鼓励中国工业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     

市场需求、政府补贴与钢铁企业产能过剩

周期性产能过剩与体制性产能过剩叠加形成的中国式产能过剩困扰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基于1999-2013年中国钢铁企业数据,本文检验市场需求与政府干预对企业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我国钢铁行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具有非对称性,体制性产能过剩加速了周期性产能过剩的形成,市场需求和政府干预是形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外部需求增加在刺激企业扩张产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而政府补贴引致的产能增加加剧了企业产能过剩;与国有企业不同,非国有企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特征表现不明显,市场需求只有与政府补贴因素共同作用才会对非国有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走出去"战略是政府现阶段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文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5-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运用倍差法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缓解企业的产能过剩。研究发现,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后产能过剩指数出现显著下降,并且过剩行业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但产能过剩越严重的企业越缺乏意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检验OFDI的规模效应和滞后效应后发现,增加OFDI国家的数目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OFDI对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有长期影响。为了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政府应该继续坚持"走出去"战略,尤其要鼓励过剩行业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资本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微观企业的证据

经济高速增长与产能严重过剩相伴随是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显著特征之一。使用微观企业数据检验资本市场扭曲与企业产能过剩程度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债务杠杆主要获取方式的长期债务和商业信用对企业产能过剩程度具有稳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扭曲的主要表现"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可能存在着加剧产能过剩的效应;资本市场扭曲通过商业信用的"所有制传递机制"和"规模传递机制"纠偏也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产能过剩效应。由此得出结论,资本市场扭曲及其纠偏可能是导致企业产能过剩程度严重的原因,资本市场扭曲虽然可以由商业信用渠道纠偏措施改善其要素配置效率,但这种诱发的纠偏效应具有高昂的社会成本。据此提出在合适时机逐渐改善要素市场扭曲的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动力——基于产能利用和资本深化途径的再检验

基于两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对"贸易开放→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资本深化→经济增长"两种渠道的传导效应进行了检验,分析了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理论模拟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不仅能够产生引致需求和增进要素使用效率并提高产能利用率,还可以通过吸引投资加速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以扩大产出规模。本文还采用35个国家2002—2015年的数据构建了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对贸易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两条路径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产能利用率,推进了资本深化,促进了经济增长。与资本深化相比,产能利用率在贸易影响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更为突出,化解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属地经营、省际市场扩张与产能过剩治理

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2005、2012),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市场扩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结合地方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渠道考察了相关机理.研究发现:企业的属地经营加剧了产能过剩并使得中国的产能过剩具有省级市场的属地特征,企业在省际之间的市场扩张能够抑制产能过剩.考察相关机理后发现:中国在省级市场内部存在诱导企业过度进入并加剧投资的影响渠道,这使得市场内生的产能集中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省际市场扩张能够强化企业竞争并影响其产能决策,市场内生的产能集中机制因而能够在全国发挥抑制产能过剩的作用.据此,通过以省级政府为重点完善顶层设计、鼓励企业在全国开展跨区经营、将全国性销售指标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重要依据等措施,完善中国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     

出口波动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对产能过剩外需侧成因的检验

按照直观理解,出口与产能过剩成反比例关系,出口旺盛时企业将扩大产量并提高产能利用率,反之则为避免滞销而控制产量,导致产能过剩加剧.然而,这仅是出口波动对产能过剩的“销售效应”.对于一些企业不排除存在“竞争效应”,即出口疲软时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国内竞争,进而为降低成本可能加大既有产能的使用负荷,反而可缓解产能过剩.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检验了出口波动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发现出口波动不能显著地解释产能过剩.在中小企业或非国有资本比重越高的行业中,出口与产能过剩的负向关系越明显,“销售效应”占主导;反之,在“竞争效应”作用下,二者关系越可能为正.因此,外需冲击对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存在差别,粗放拉动出口未必对化解产能过剩有预想的效果.借助外部市场治理产能过剩,应向不同规模及不同所有制的出口主体提供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化解过剩产能 重在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正>治理产能过剩是当前化解经济风险的重要环节,是新常态下转方式、调结构的先手棋。打好化解过剩产能歼灭战,关键在于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做到管住增量与优化存量并行、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并用、督查落实与明确责任并举,最终形成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化解过剩产能的良好局面。一、资源配置功能失灵是产能过剩的症结导致过剩产能有多种因素,如投资"潮涌"引发的非理性投资,监管不到位、责任不明确导致的管理机制失灵     

建立解决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正>提案人:民建中央承办司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司民建中央提案:化解过剩产能面临多重困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当前,我国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环境有失公平,政府干预过多。二是产业集中度低,退出渠道不畅通。三是创新能力参差不齐,科技支撑体系不足。为此,建议:1、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长效机制。2、鼓励引导企业兼并重组,建立落后产能企业顺畅退出的长效机制。     

中国钢铁产业大规模亏损分析及对策建议

本文运用综合指数法并结合灰色系统理论,量化分析了中国钢铁产业1996-2012年产能过剩程度,对未来三年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程度进行了预警,并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角度分别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中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长期存在,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迫在眉睫。     

美国历史上化解产能过剩经验及借鉴

受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周期的影响,美国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曾经历多次产能过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次: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三次化解产能过剩具有不同的阶段特征和政策实施效果。借鉴美国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我国应标本兼治,以经济结构改革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依托市场,减少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干预;创造需求,加大对外投资输出过剩产能;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支持过剩产业兼并重组;调控适度,避免政府的过度投资推高通胀压力。     

外资并购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资并购频繁发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企业数据,采用PSM-DID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外资并购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出口扩张、研发创新和生产效率是外资并购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的动态效应估计显示,外资并购后五年内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呈"倒U型"动态变化特征。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外资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外资并购对内陆地区企业、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最后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了外资并购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产能水平企业之间的差异性,发现外资并购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了落后产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以上研究意味着,外资并购有助于缩小企业间产能利用率差距,这对于减少社会资源浪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     

产能过剩问题的文献研究

对于"产能过剩"的文献研究有很多,几乎包括各个方面。从如此繁多的文献中,概括性地了解和认识"产能过剩"是文章的写作目的。文章从产能过剩原因的两大方面——市场失灵和制度扭曲,叙述相关的重要研究,从文献研究中提出相应的建议。     

内销将成纺织业主要驱动力

为给先进产能腾出市场容量，缓解产能过剩矛盾，中国正在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全国超过2000家企业将被迫关停全部落后产能，否则会受到政府施以的各种重罚，甚至“关门歇菜”。     

光伏产业转型升级的途径、障碍与政策建议——基于无锡海润的调查

根据有关机构2013年发布数据,我国光伏利用率只有不到60％,风电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到70％,多晶硅行业供应量年底将超过市场需求量的67％。以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公司破产为标志,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达到了一个高点。光伏产业迫切需要通过转型升级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光伏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有哪些？     

产能利用率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分析

以2008—2017年沪深上市公司债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我国债券市场对企业产能利用情况的信息传递效率。结果发现:产能利用率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负相关,产能过剩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但存在不对称的提前和延迟反应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债券识别产能过剩风险的能力被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了债券市场对产能利用信息反应的敏感性;担保人的存在强化了债券定价的信号传递效率,但当产能严重过剩时,担保人的存在反而不利于信用风险的及时暴露;"去产能"宏观政策对债券市场传递微观企业产能利用信息也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显示,我国债券市场能够传递产能过剩背后的风险,对产能利用率低的企业具有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债券市场的证据,对当前改善产能过剩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律手段应在产能过剩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化解产能过剩是一个系统工程,“综合运用法律、经济以及必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加强政策协调,形成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合力”是《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确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毋庸置疑,法律调控手段在各种调控手段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构建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性机制的基础性内容。但在运用法律手段治理产能过剩的实践当中,经常存在两类误区：一是对法律调控内容的研究和讨论不够深入,法律手段在运用得过程中很难落地;二是把法律问题异化为政策性问题,把法律调控简化为经济调控,最终导致对法律调控的功能、面临的主要问题、法律调控手段构建或完善思路并不清晰、关注度较低,容易陷入运动式治理的怪圈。     

关于并购的理性问题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和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企业间兼并收购也开始成为热潮。而在政策层面,政府希望借助资本市场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来解决汽车业产能过剩、水泥业技术落后，以及其他行业重复投资等问题，这更刺激了企业通过并购实现突变式成长的意愿。     

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研究

在分析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及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产能过剩成因的梳理,以及对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提出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即深化各项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各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协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企业技术创新与兼并重组力度,以及扩大内需和加强制造业"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