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融入与中国制造业就业: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指标,开展了相应的部门分解,结合WIOD数据库,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完全增加值系数和完全就业系数。结果表明:传统的以产出为基准计算的就业量低估了国内真实边际产出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即以单位增加值为基准计算的就业效应更大;虽然低端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就业创造效应最强,但不稳定,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低端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过程中,增加值增长与就业增长短期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将制造业各行业的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进行部门分解发现,中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发展是未来国内就业增长的重要方向。     

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增值获取能力研究:基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

本文借鉴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数以及基于国内增加值测算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运用WTO和OECD联合发布的Ti VA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形势与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度指数均存在一定联系,但正向关系并不显著;一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若有较大的前向参与度与相对较小的后向参与度,则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往往较高;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处于中游至下游的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后向参与度或是较低的前向参与度;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还处于中下游位置,中国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细分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参与度指数与贸易规模并没有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等。     

双重价值链、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核算框架，本文测算了中国省际地区参与双重价值链的程度，并构建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等对制造业增长的空间影响的实证分析框架，考察产业间关联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及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参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均促进了制造业增长，前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存在地区的异质性，后者相反；参与双重价值链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促进作用高于其对高技术行业的作用，出口升级可促进本地制造业增长且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进口投入占比直接降低本地制造业增长，且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负效应大于高技术行业；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和资本劳动比例促进制造业增长。     

国内研发及外溢、中间品进口研发外溢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经济发展动力由以资源和初级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研发作为获得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以及进行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途径,研发及外溢能否有效改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何?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国内研发及外溢和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当期研发及外溢并不能带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研发外溢的一阶滞后项对当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国内研发。从影响机制来看,科技机构数量所代表的制造业获得的科技中介服务程度是国内研发及中间产品进口行业内研发外溢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专利申请量所代表的科技创新水平是国内研发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制。     

制造业产品国内增加值、全球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基于不同贸易方式的视角

通过区分不同贸易方式,利用OECD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部门国内使用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最高,其次是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最低。1995-2011年国内使用产品和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而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得到提升;国内使用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明显大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和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要大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1995-2011年间各种贸易方式下的制造业部门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都呈延长趋势;制造业部门国内使用产品的上游度水平最高,其次为非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上游度水平最低。1995-2011年各种贸易方式下的制造业部门产品的上游度水平都有所提升。     

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能否提升全球分工地位?

本文将数字要素与全球分工地位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通过理论与实证考察数字要素投入对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对其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门槛检验发现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与其全球分工地位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单一门槛形式。创新效应和网络效应是数字要素投入推动装备制造业GVC地位攀升的可能渠道，其中创新效应具有非线性影响，而网络效应具有直接效应，调节效应不明显。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中国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的解构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方法

本文利用最新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了解构分析,计算了制造业各部门产品在1995-2009年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发现多数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有所下降,但近年来有回升趋势。接着以纺织品部门和电气及光学设备制造业部门为例,对其最终产品增加值的世界分布和各国各部门的贡献率进行了计算,发现日、美、韩、德、中国台湾省等经济体所贡献的增加值较高,同时发现国内服务业部门对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的贡献较大。中国制造业部门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不断提升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下的生产率效应——基于WIOD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跨国制造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后向参与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前向参与产生的促进作用略大;融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生产网络的生产率效应相对较大;相较于低生产率制造行业,高生产率制造行业通过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的生产率效应均能通过"技术效应"与"资源再配置效应"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都有利于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但不同经济体的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应存在差异,即高收入发达经济体通过前向参与促进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中低收入经济体则不存在高技能劳动力配置效应。     

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分析

制造业数字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本文基于2009—2018年的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制造业14个核心行业的数字化投入,测度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机制。实证表明,制造业整体数字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抑制作用,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都有促进作用。最后从夯实制造业数字技术基础,充分发挥技术密集型行业带动作用与技术溢出效应和通过政策引导贸易规则建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要素比例、技术差异与出口增加值——基于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出口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增加值贸易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构建了要素比例、技术差异对出口增加值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美两国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密集度、要素充裕度,以及相对生产率对中国出口增加值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高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比例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但资本要素的影响不显著;要素比例对不同产业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需要通过优化出口结构、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比例、调整资本流向和缩小技术差距等途径促进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增长.     

中国FTA战略、价值链重塑与制造业企业工序智能化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选取中国—东盟自贸协定(CAFTA)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双重差分因果识别策略,研究了FTA战略影响中国企业工序智能化的价值链重塑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FTA战略总体上延长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向价值链长度,对其价值链重塑具有促进作用,且通过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要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FTA战略主要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本土中间品部门对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要素的使用,在价值链重塑传导作用下,企业国内工序智能化水平随之上升,而国际工序智能化水平随之下降;同时,价值链重塑发挥了人与工业机器人在任务分配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人机和谐”。并非所有企业工序智能化都会受到FTA战略的影响,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加工贸易企业在对高贸易壁垒伙伴国出口贸易的过程中,更加关注中间品的自主创新从而避免遭遇“卡脖子”风险,其通过价值链重塑对国内工序智能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制造业数字化能否发挥“稳链”作用——基于价值链波动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并构建了价值链稳定性指标,利用跨国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增强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稳链”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多种方式验证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源于国内的数字投入具有关键作用,能够促进价值链稳定性提升,而源于国外的数字投入影响不显著;制造业数字化主要增强了上游行业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的稳定性。机制分析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价值链成本、改善价值链效率、缩短价值链长度三个渠道发挥“稳链”作用。本文提出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进程,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的质量与水平,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作用,从而增强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KIBS 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优势的促动效应

随着产业的不断分化和价值链的延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嵌入对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面板矫正标准误差(PCSE)模型实证中国KIBS对制造业贸易竞争优势带来的复杂效应。从整体KIBS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优势的促动效应看,KIBS只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具有较大的正面促动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几乎没有影响,而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反而具有明显的负作用。从具体KIBS看,科学研究服务和信息通讯服务业对制造业贸易竞争优势具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非对称性的影响,而商务服务则对各种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都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而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服务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与传统的服务投入(批发零售和运输服务化)相比,现代化的服务投入(电信和金融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目前来看,由于国外服务的渗透率较低,所以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服务使用率高的制造行业要比服务使用率低的行业对价值链的升级效用更大一些。(3)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还未达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最优临界水平,仍都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深化的可能作用渠道。但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研发创新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存在提升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渠道。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要素重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使用2000-2009年企业层面的数据测度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效应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检验了进出口贸易对制造业要素重置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综合效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分解来看,进出口贸易对退出效应和在位企业要素重置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仅对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作用不明显。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基于国内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内增加值计算2000～2013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并对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是否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影响出口技术水平提升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得到一定优化,但总体呈倒"U"型增长,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固化效应。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基于全球价值链位置视角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省级数据展开研究，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数，计算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以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考察国内大循环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国内大循环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内大循环对外资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在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人才比重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制度质量存在负向中介效应。本研究结论为加速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充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作用以及国际循环的赋能作用，通过国内大循环吸收全球优质资源，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