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估算

当前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解读主要是从全国层面来进行的。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的关键是对潜在增长率进行合理估算和预测。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不仅从全国层面估算潜在增长率,而且还从区域层面估算潜在增长率。本文使用生产函数方法,以ARMA模型为辅助,对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速进行估算。研究发现：（1）从全国层面来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相对于以往将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为6%左右,这与中央所做出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相吻合;（2）根据生产函数法,从供给侧来看,新常态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源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收益率下降带来的资本投入减少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下降;（3）虽然从全国层面来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总体上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下降趋势,但区域层面则呈现出增长率分化的趋势。新常态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同步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基于长期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波动震荡的状况,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政策建议

潜在增长率是在潜在产出基础上延伸而来的概念,指经济处在潜在产出水平时的增长率。潜在产出是指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条件下,在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产出。潜在增长率可视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水平和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及应对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2007年高达14.2%,2008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降至9.6%,随后几年的经济增长呈现震荡徘徊的态势,今年第三季度增速降至7.4%。此轮经济增速下滑究竟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阶段的转变还是短期经济波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事关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未来发展大局。因此,许多经济学者将经济潜在增长率作为求解的重要指标,从多角     

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6月16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预计,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由于内需回旋余地较大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效防止经济增长率的大起大落。无独有偶,几天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在苏州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中     

围绕着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经济

贵刊上期封面故事《7．5％左右离潜在增长率有多远》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是围绕着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不是在一个人为设定的区间运行。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HP滤波平滑参数的选择及应用

本文首先概括介绍了潜在产出的测算方法,然后结合1952～2007年中国年度产出数据特征.讨论了应用HP滤波方法测算潜在产出时的平滑参数选择问题.平滑参数取100时的HP滤波器能更准确地刻画长期增长路径,平滑参数取6.25时的HP滤波器能更好地捕捉潜在产出的波动特点.对中国这样潜在经济增长路径波动较大的转轨经济国家,必须从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判断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两滤波器结合使用.最后,本文对中国1952～2007年特别是1982～2007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并对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及适度增长区间做了初步预测.     

东北三省城市经济增长动力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4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利用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其地区差异性,并采用SFA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东北三省城市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正增长,但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了震动式的下降趋势。在样本考察期间,东北三省城市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3%,由技术效率改善（2.1%）和技术进步（0.2%）共同推动,且技术效率改善做出了主要贡献。（2）东北各省的城市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增长,吉林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双驱动,辽宁省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由技术效率改善推动的,而黑龙江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3）东北三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低,改善空间巨大。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出现正向变动的城市占据样本量的32.4%,还不及全部样本的三分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政策选择

研究目标：探究经济增长动因结构及转换趋势。研究方法：基于中国1980～2014年三次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构造结构指数生产函数,采取指数分析与对数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缩减是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最主要因素;要素规模增长率下降与产出弹性缩减的双重挤压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规模贡献下滑;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双减速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降的主导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从以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主转向以产业之间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为主。研究创新：从三次产业的要素规模和效率进行考察,三个层次层层推进,为经济增长动力及其变迁轨迹分析创造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研究价值：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变迁的动因结构以及最新转换趋势,为旨在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科学决策参考。     

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基于二元结构奥肯定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推导出二元社会下的奥肯定律,以及二元社会下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用实际数据对中国奥肯定律进行了测算,同时得到了我国1986～2004年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水平没有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潜在增长率对我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目标,应努力阻止实际增长率达到其潜在的水平,并在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要努力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的再考虑——从要素投入和TFP的关系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国的投资效率和TFP下降,并指出要提高TFP就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即就要走发达国家所走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但是这种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在文章中,将对经济增长的两个来源即要素量的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进一步的认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浅议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问题。     

效率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测度人民币汇率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文章从效率的内涵出发,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的效率,选取汇率制度弹性作为汇率制度变量,对人民币汇率制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制度历经几次改革后在长短期内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浮动汇率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将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研发资本测算及其经济增长贡献

本文在国民账户体系（SNA,2008）框架下对中国1952—2014年研发（R&D）资本进行科学测算,在此基础上测度了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利用扩展的索洛模型及隐性变量法进一步分析了考虑研发资本投入的真实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1）1952年以来,中国当期新增R&D资产绝对额及相对额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与美国相比,水平仍较低;（2）R&D资本投入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达21.95%;（3）过去中国的R&D资本中硬技术比重较高,规则、标准方面的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即技术进步更多地为体现型技术进步;（4）考虑R&D资本投入后的真实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经济增长贡献也呈相同趋势,且在近年来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生产率研究

基于1978—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FA方法,进行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外贸依存度和FDI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生产效率提升速度为年均2.07%。2.生产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生产效率的地带间差距呈扩大的趋势。3.全国TFP年均增长3.44%,TFP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变化共同推动的,规模效率变化的贡献甚微。     

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与GDP核算误差

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替代性指标.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的角度,反观GDP及其增长率是否真实或可信这一逻辑是否成立,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性质.如果技术进步是一个相对稳定而且缓慢的演化过程,那么,作为技术进步替代性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正常情况下,即在没有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或天赐良机的情况下,就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急剧的变化;如果没有非正常情况发生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发生了急剧变化,一般而言,是产出测量或投入测量出现了问题.但如果恰好面临技术革命或根本性制度变迁时期,则全要素生产率会发生漂移性变化,即从这一时刻起全要素生产率会发生永久性水平的变化.本文利用DEA模型实证性地研究了中国X省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与GDP核算误差之间的关系,并对相关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对索洛模型的一个扩展

决定经济增长的两个直接因素分别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索洛增长核算方程清晰而又简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但其过于严峻的假设条件大大降低了该模型对经济增长事实的解释力和政策含义。本文对索洛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了分析和放松,并在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对索洛模型进行扩展,从而得出一个具有较强适用性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     

我国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1990～2006年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效率进行估算并分解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城市化率、地区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对外经济依存度都会增加生产效率,而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生产效率有负面影响;③1992年长三角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1998年之后有显著上升;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率决定的,规模效应的贡献几乎为零.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问题初探——以首都经济发展为例

文章以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为分析框架,论证了我国经济回落的主要成因,从深层次揭示了我国经济下滑的主要根源,指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主动适应形势、宏观调控主动出击、结构调整顺势而为的结果,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文章以首都经济发展为例,在对其转方式、调结构以及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后,认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前提下,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创新投融资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切实破解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     

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计量分析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了大跨越。西部大开发战略之一就是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本文针对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做了计量分析,进而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7.5%左右离潜在增长率有多远

1-2月,制造业、零售业、住房以及投资等领域,所有数据都指向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这一事实。对此,有人惊呼：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数据已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显示今年经济开局十分紧急。这不禁给刚刚确定的“7.5%左右”增长率的预期目标能否实现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让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不得不做出更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