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剩余价值是指剥削劳动者所生产的新价值中的利润(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工资之间的差异),即"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剩余价值考察的是劳动过程当中的"价值增殖".显然,此"增殖"非彼"增值",但决定了经济现象领域中的价格和利润增长运动.关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给出总的评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分配——基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视角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剩余价值是生产过程中工人创造出来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劳动力新创造的价值超过价值的这一部分,在资本市场中进一步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等资产性收入。这一观点可以做进一步推理:如果工人自由地选择任意消费品,并且资本家根据最优化行为对所有资产进行投资,并不改变马克思的结论。同时,资本家利润最大化行为使得个别资本家总是按照其资本禀赋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比例获取剩余价值。因此,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分析技术可以被纳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框架内。     

试析马克思《资本论》劳动本体论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了劳动本体论思想,这一思想分别在“劳动价值论”、“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工资”、“资本的积累”五个部分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劳动价值论”中“商品”这一研究起点的选取、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商品拜物教理论,“货币转化为资本”中“资本的总公式”及其矛盾、劳动力的买和卖,“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工资”中工资的本质、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资本的积累”中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一系列论述从未脱离马克思以劳动为本体的思想.     

价值理论的发展:从李嘉图到马克思

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也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李嘉图重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国民财富的分配问题,他以其价值论为基础论证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李嘉图价值理论的主要缺点在于其经济范畴的超历史性.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批评李嘉图混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混淆了利润与剩余价值、混淆了价值与生产价格,并从价值的概念、价值的构成和价值的转化形式等方面完善了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与服务劳动研究

马克思分别从生产劳动的一般角度、商品生产的角度、剩余价值生产和创造的角度、资本生产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展开了分析和阐述。结合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发展 ,本文指出 ,那种以是否从事物质生产、是否为资本带来利润来判定服务劳动为生产劳动的标准是片面的 ,只有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才能真正判定生产劳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辨证统一的     

关于绝对地租理论的几个问题——兼与杨学成同志商榷

斯密认为绝对地租是自然力生产的,李嘉图等同了价值和自然价格,便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马克思说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比工业多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便转化为绝对地租,他并说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不较低时,取代原来的绝对地租的地租如何决定;考茨基对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表示怀疑,并认为农业资本周转时间较长抵消了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作用;杨学成认为绝对地租原来只是劣等地才有的,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中等地和优等地也有了。为了统一地解决非农用地的绝对地租和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不优于社会资本平均构成时的绝对地租问题,他提出了绝对地租来源和形成新解;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     

论超额利润的界定标准、类型与本质

学术界关于超额利润的不同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仍未形成统一认识.剩余价值、利润与超额利润有不同的界定标准.对超额利润的不同认识,根源在于不同界定标准,应将标准统一为“按商品价值出售”;超额剩余价值和级差地租都只是超额利润,而不是剩余价值,其本质是虚假的社会价值;绝对地租只是剩余价值,而不是超额利润,转化为绝对地租的超额剩余价值,才是真正意义的超额剩余价值.     

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译本序言

李嘉图否认普遍危机,是由于认为生产等于消费,根源是信奉斯密教条;他混淆利润、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原因是缺乏抽象力而将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平均利润看成是剩余价值,以及对斯密的批判不彻底;他否认绝对地租,是由于他认为如果承认绝对地租,就会得出自然因素创造价值,地租的实体是土地的纯产品的结论;他不提原料的原因,是他的资本理论有缺陷和劳动价值理论不彻底。     

论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社会总剩余劳动

劳动生产力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最重要的、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抽象的命题.在《资本论》的阐述中,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具体体现.在市场价值这个层次上,超额剩余价值就失去了其自身与本企业劳动的联系.此时,超额剩余价值有两个来源:一是由于个别企业的剩余劳动时间延长所带来的剩余价值的增加;二是来自于同一部门内部其他企业的价值转移.但随着竞争从同一部门内转移到不同部门之间后,市场价值也随之转化为生产价格.在这一阶段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社会总剩余劳动,具体表现为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价值转移.而“成正比”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价值规律的不同理论层次.     

马克思关于地租量确定的一致性

在《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地租量的确定在文字叙述上有所差别。据此,国内外均有学者认为《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中地租量的确定是相互矛盾的。本文讨论马克思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量的确定,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中地租量的确定是一致的,其文字表述上的差别是由这两部著作中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叙述次序的区别而引起的。     

服务劳动创造价值辨析

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是当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需要研究的新课题。马克思分别从生产劳动一般、商品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和创造等角度对生产劳动展开了分析和阐述。该文认为,那种以是否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是否为资本带来利润作为标准来判定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论断是片面的,只有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出发,用是否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并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作为标准,才能判断服务劳动是否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继承与创新——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例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传统认识剩余价值全部源于雇用工人的剩余劳动,从而导致剩余价值理论没有考虑资方劳动,难以圆满解释现代社会生产下剩余价值的全部来源。文章依据马克思经典文献,构建若干理论模型,在探讨价值创造或增殖的同时,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拓展和创新。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关于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超额剩余价值的实质及其来源问题,是马克思全部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与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揭示出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以及剩余价值只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时劳动的凝结,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以及剩余价值只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时 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等原理之后,进一步阐明超额剩余价值是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它是采用先进技术的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雇佣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比采用社会平均技术的资本家所多得到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     

转型问题的基本命题和基本假设条件

马克思有转形投入价格的思想。但马克思的转形理论有三个基本假设条件：第一，假设价值转形的出发点是作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商品价值。第二，假设由商品的以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的价值转化为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价值的这种价值表现的影响可忽略不计。第三、假设剩余价值全部参与利润平均化过程。平均利润总额和剩余价值总额相等、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相等就马克思转形分析在数量关系上要证明的基本命题。     

规模报酬递增与边际报酬递减——对马克思资本两重性的解读

如同劳动、价值等概念一样,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也有两重性:它的社会属性是剩余价值不断增殖和资本化的社会条件,在形式上又表现为流量资本;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物质体现,表现为存量资本。两者在再生产循环过程中随着生产与分配职能的衔接和转化得到辩证的统一。从中还可以看到:规模报酬递增是在资本积累和扩张的社会过程中作为历史规律呈现出来;而边际报酬递减则伴随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下降而产生,是相对静态的分配领域的特殊规律。这种解释克服了西方经济学关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边际报酬递减之间的理论缺陷,为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提供了线索,并显示出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优越性。     

货币向资本转化规律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

货币向资本转化，既是历史也是规律，马克思考察资本的出发点，其一是社会分工和劳动，其二是价值和商品；从而发现货币向资本转化是个规律，作出资本是货币的更高实现这一科学判断。货币既可以向产业资本转化，也可以向小资本或劳动者私人资本转化。《资本论》经及了前者，而不涉及后者，究其原因，同怕两个判断有关。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对马克思按分配原则的反思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剩余价值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资本主义分配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逻辑起点。只是以往我们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最本质的含义理解不够透彻。实质上，应该说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最本质的内容包括三点，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以劳动量的大小为依据，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承认能力本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原则，仍然没有偏离这三点本质的含义，但已经有了新的特点和形式。     

知识型劳动、生产资料网络化与平台资本积累模式

知识型劳动是劳动者为创造新的生产能力而从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是连接科学与直接生产过程的中介。知识型劳动具有生产性、倍乘性与稀缺性等多重属性，也就是说，资本家雇佣的知识型劳动力既可以生产剩余价值，也能够帮助资本家从全社会的总剩余价值中分配更多份额。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资本支配知识型劳动力构建“中心—非中心”生产资料网络，达成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网络化。平台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就此形成了协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围绕剩余价值分配展开的竞争关系。数字平台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使平台资本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当平台资本扩张至完全掌握剩余价值实现的决定权之时，即垄断性占有网络中心节点的生产资料时，就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此时，在平台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中，依靠垄断势力从产业资本手中转移的剩余价值占比更高。而垄断势力的确立需要知识型劳动力，因此，资本之间竞争的背后是知识型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当平台资本控制剩余价值分配时，会对产业资本的积累形成抑制，最终对全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型劳动力的再生产形成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