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     

互联网新创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区位选择——以杭州为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互联网+"战略的推进和智慧社会的构建使互联网全面融入和渗透进实体经济行业,互联网企业的区位研究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以2014、2016和2019年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函数、条件logit选择模型等方法探究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特征,考察其在街道层面的集聚与分散特征,并探索了不同时期影响新创企业选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文三路创新社区、滨江高新创业区以及文一西路电商创业群是目前相对稳定的3个核心集聚区域;(2)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集聚形态逐年延续并强化,核心区向外辐射,最终形成"一片三核"群团式分布格局;(3)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创业环境和区位条件一直是杭州互联网新创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高端金融商务区、政策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影响最为显著。     

上海金融集聚与港口发展互动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地方专业化指数界定了上海市1990-2007年金融产业集聚效应的变化,并结合上海港口吞吐量的增长率,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上海金融集聚与港口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证明金融产业集聚与港口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产业集聚是上海港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从理论上说明上海的发展应以金融中心促进航运中心建设,尽快实现"两个中心"国家战略.     

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准确识别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对于开发区的效率评价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个方面对开发区影响生产率的渠道进行了论证,进而运用Combes et al.(2012)的方法对开发区和非开发区的生产率分布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定量识别了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研究发现:(1)"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显著提高了开发区的生产率水平;(2)平均而言,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源自"集聚效应",但是这种"集聚效应"持续期非常短,在开发区成立三年后就基本消失。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则是开发区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源泉;(3)民营、小规模、年轻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这一方面意味着开发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开发区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发挥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构建重庆区域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是金融产业集聚的结果。在金融产业集聚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金融产业集聚的现状，并以中国金融中心城市建设为例，对重庆市金融产业集聚进行了实际考察分析，最后就推动重庆金融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

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金融多样性发展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LDS2012提供的村庄层面金融多样性信息,实证研究了村庄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决策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金融多样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民创业概率将提高0.8个百分点;(2)金融多样性能有效促进"雇主"型创业,而对"自雇"型创业无显著影响;(3)非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正规金融机构;(4)正规金融机构有助于"雇主"型创业,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有助于"自雇"型创业;(5)金融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农民未来"雇主"型创业的意愿.文章不仅为理解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提升农村地区创业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双碳”目标下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诊断北大核心

基于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对“双碳”目标下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度分析。结果表明:(1)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升有降,整体水平较低。试点后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水平总体提升;(2)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分异明显,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递增的特征;(3)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且以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为主,热点区扩散分布于西部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东西部区域差距较大且呈加深趋势;(4)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是影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且各区域阻碍因素各异。(5)指标层障碍因子中,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对绿色金融发展阻碍作用最大。     

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基于耦合度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机制,利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对科技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合耦合度和PVAR模型实证分析两系统间的耦合与互动发展。研究发现:(1)2008—2017年科技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明显改善;(2)各省市的系统耦合度在0.32～0.79之间,呈平稳上升的态势。空间上,耦合度的莫兰指数呈"M"型的正向集聚,大部分地区呈现"高-高"或"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3)在互动关系上,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科技金融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而科技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有待提高。     

深圳金融改革创新的演进路径与经验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成功典范,金融业在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市40年来,深圳金融业大致经历了依托优惠政策、快速发展、规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外贸金融、金融创新、机构积聚、资本市场发展和区域金融合作等是深圳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圳金融改革创新的成就在于利用国家的改革开放战略,立足深圳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的现实,以改革、开放、创新为灵魂,基于金融体系资源配置功能,通过"三个最优"政策创新、多个发展规划引导,金融机构、产品与市场相融合,发挥深港金融要素集聚效应,构建了金融改革创新发展新机制。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从集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金融资源集聚对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不仅能合理定位金融资源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还能为进一步制定合理的支持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参考。本文认为,金融集聚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涓流效应促进金融中心及其周边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并辐射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东北地区金融业发展的不足与建议

近年来,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的结构在发生重大变化,银行贷款的占比不断降低,债券融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新型融资渠道占比不断提升。东北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与全国相比,在规模增长、结构调整和创新优化等方面都相对滞后。因此,东北地区应进一步明确"政府调控引导优先,培育市场竞争繁荣"的战略思路,树立以增加金融供给为核心目标的金融扩张理念,健全功能配套完善的金融体系,做强做大地方金融机构,加快金融集聚区建设,以强势的政策因素驱动东北地区金融业提速成长。     

税收征管权集中与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基于PSM方法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征管机构调整的政策契机,采用新三板上市服务业企业2015年和2016年财务报告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成立的可比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探究税收征管权集中对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高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且当服务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时影响较大;依据企业特征分组,征管权集中只对享受优惠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或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显著影响。税收征管权集中能够显著提高所得税征管效率,应当成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征管企业的稽查力度,减少税收竞争造成的所得税流失和税负不公。长远地看,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升所得税实际税负,应当适时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降成本。     

我国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原因

本文分析了我国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现状,提出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有:(1)部分集聚区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和统筹协调,存在定位不明、重复投资、盲目建设甚至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2)部分集聚区产业层次和产业集聚度不高,领军企业、集群效应、平台功能和创新能力亟待提升;(3)部分集聚区发展存在过度依靠政府支持、优惠政策和项目支持的倾向,产业生态环境和集聚区功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亟待形成;(4)部分地区对服务业集聚区的认定和评选标准偏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按工业开发区标准取舍服务业集聚区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城市群兴起的金融集聚效应与影响机制

城市群的形成和演进正深刻影响着金融集聚和区域金融发展,然而传统研究忽略了城市群对金融集聚的影响。通过对中国18个城市群金融集聚度进行测算,借助β收敛模型并结合空间计量技术,研究城市群演进过程中金融集聚的时空特征和金融集聚效应,以及影响城市群金融集聚的机制后发现,城市群成为影响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金融资源正在加速从非城市群向城市群集聚,从欠发达城市群向发达城市群集聚;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内部具有不同的“中心-外围”集聚效应,欠发达城市群表现为虹吸效应,快速发展城市群为联动效应,发达城市群为辐射效应,衰退城市群则为耗散效应;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集聚的重要机制。因此,应该加快城市群规划建设,创新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区域金融协同发展。     

区域过度集聚负外部性的福利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方法的模拟分析

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文章运用空间经济理论,在包含集聚中心区和外围区的两个子区域的区域系统中,定义了受劳动力要素空间流动和区域集聚状态因子影响的区域福利函数,阐释了区域过度集聚负外部效应对区域总体福利的影响机制,计算了影响阈值,得出适度集聚是区域福利最优条件的结论,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平衡区域集聚条件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过程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问博弈

金融集聚可以定义为一个过程,也可以定义为一个状态或结果,金融集聚的结果就是金融中心。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为的影响,金融的发展包括金融集聚以及金融中心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政府行为的影响。从博弈论的角度去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对金融集聚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影响。     

金融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性

论文从金融产业集聚角度出发,建立了"集聚—路径变量—碳排放"的研究系统,研究金融产业集聚通过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3条路径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1997—2015年的历史数据,运用变系数随机效应模型和GMM模型研究了金融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作用、间接调节作用和动态效用。结果显示,金融产业集聚通过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碳排放产生了一定的碳抑制作用,且影响效应显著大于路径变量自身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结构路径的影响效应明显优于经济总量和技术路径。此外,金融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时空特征与趋同演化分析

重视创新风险引发的投资损失,是提高科技金融服务质量的关键。武汉城市圈作为中部崛起战略高地以及首个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科技强区建设、金融体系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结合Undesirable-SBM模型、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对武汉城市圈9座城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剖析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空间格局、时空演变及趋同演化。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科技金融效率均低于未考虑非期望产出,表明忽略创新风险会高估科技金融效率水平;(2)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均以武汉城市为重心且未发生迁移,城市科技金融效率"西北—东南"分布格局较为稳定,标准差椭圆范围逐渐扩张;(3)城市科技金融效率偏向上转移,演变路径受原有状态影响较大,且较难实现跨越式升迁;(4)考虑空间滞后项的空间马尔可夫链结果显示,邻域类型对城市科技金融效率状态转移影响显著,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近邻效应,即转移方向与邻近城市类型基本保持一致,呈现"高高趋同,低低趋同,高拉动低,低抑制高"的空间演化特征。     

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发展要素分析

本文基于金融集聚理论,从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政府作用、信息化水平、投资等层面分析了金融集聚主要影响要素及其对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发展的影响,为功能区建设提供了相应借鉴和参考。     

城市依附、社会嵌入与金融产业集聚——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世界上许多城市已经实现了金融产业的集聚式发展,并有效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为在中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发展模式,以中心-外围模型和社会嵌入理论为理论分析基础,推导出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中国不同地区的空间差异因素,对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城市的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出水平、商业销售水平、财政支出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位于东部地区等因素对该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而居民储蓄水平则呈负向影响。为此,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应实施不同类型的金融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应发展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获得更快更好的增长速度;政府应加大对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应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培养和吸引优秀的金融建设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