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煤炭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煤炭企业作为能源供应压舱石,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本研究将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煤炭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缓解了煤炭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基于安慰剂检验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煤炭企业代理成本,有利于企业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煤炭企业融资约束领域的相关文献,也为绿色发展背景下实现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下煤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演化

基于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对煤炭企业绿色创新价值的提升作用,打破了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传统规律;结合环境规制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重塑供给和需求曲线,运用供需均衡分析模型,研究煤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动态均衡。以强制性减排技术标准为例,展示了环境规制下煤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演化轨迹。     

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

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投入背景,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废物排放、废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4个方面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上升,但是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仅起到有限的激励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对在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

以5G通信、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工业产业的发展格局,而与此同时,绿色发展的理念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一代工业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采用2009—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政策、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抑制了工业经济增长,而以电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促进了工业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负的调节效应。政策建议：制定绿色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避免出台“一刀切”的禁止性政策;进一步支持以电信5G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着重协调好数字技术的增长效应和治理污染的抑制效应。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研究——结构变化和清洁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次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结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会通过制造业结构清洁化促进碳减排;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再次实证检验了理论结论,并发现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但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碳减排;中、西部地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高级化;在西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初级化。最后,本文就促进碳减排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研发补贴与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考虑政策耦合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本文从“政策-环境-市场-投入”方面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补贴、环境规制政策及二者搭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间接以及总效应特征,为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完善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65%,发挥着主导作用;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微弱,且本地效应为负,空间溢出和总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尚未显现;(2)两类政策搭配下,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与总效应为负,均不显著,政策搭配的耦合效果较弱;(3)技术市场影响方面,市场流畅度的本地驱动效应为正、空间效应为负;市场厚度的本地和空间影响均不明显。挖掘环境规制政策的创新潜力,关注两类政策搭配耦合机理,发挥技术市场与区域协同的创新引导效应,应成为中国式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煤炭上市公司数据

煤炭工业是我国的重要基础产业,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建立适当的薪酬分配制度是提升治理有效性并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煤炭企业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以2011—2020年A股煤炭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二者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煤炭企业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的薪酬差距越大,企业进行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小,验证了社会比较理论在我国煤炭企业中的适用性;且该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会随煤炭企业受到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加而减弱。进一步发现,与煤炭企业CEO和其他所有高管间薪酬差距相比,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R&D投入强度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研究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视角,运用 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探讨 R&D 投入强度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结论显示：R&D 投入强度对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受限于环境规制水平,二者存在双重门槛,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R&D 投入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果逐渐弱化,同时环境规制在时空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因此引导当地政府采取适度环境规制对R&D 投入强度驱动中国绿色创新效率有着重要作用。     

“双碳”目标下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双碳”目标及其政策直接影响煤炭企业绿色转型行为,也通过行业结构、竞争结构等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企业行为。结合“SCP”分析模型,对这一间接影响中的传导机制进行了重点分析;同时从有形驱动和无形驱动2方面,分析了“双碳”目标引领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并提出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实现路径,包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制定绿色发展战略;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绿色生产效率;以金融市场为支撑,开发绿色低碳新业务;以环境规制为引领,构建可持续组织结构。     

我国煤炭企业生产安全规制体系研究及启示

科学、严密的安全规制是保障煤炭安全生产的基石,对促进我国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梳理了煤炭企业安全规制的相关研究,分别以政府和企业为规制主体对我国现有煤炭生产安全规制体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煤炭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机构、职能重叠以及规制措施不完备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应从改进组织机构建设、分类控制规制体...     

中国环境规制对FDI行业份额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行业份额没有影响,这意味着中国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对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效率不高,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