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区县不同时间上的差异,在分别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工资、就业的影响后,本文重点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员工的雇佣工资显著增加6.6%,被雇佣概率下1.2%,但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1.86个百分点,且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主。对工资收入处于最低25%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显著增加3.03个百分点。(3)综合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以及进入劳动市场后就业概率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16—55岁已婚女性中就业个体的占比显著增加2个百分点。(4)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中年、低教育水平或来自西部地区的已婚女性。在劳动供需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形下,通过激活劳动力存量,上调区县最低工资标准对短期内缩小中国劳动力供需缺口有重要作用。     

代际依赖、代际支持与女性劳动参与——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劳动参与率是反映就业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自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以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基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全国抽样调查数据(CFPS),采用Logistics方法,从代际依赖和代际支持两个维度分析可能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代际因素.在代际依赖方面,父母和孩子的经济依赖都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父母的...     

我国就业政策的几点建议

一、健全我国人力投资机制的几点想法一国的劳动力供给量取决于三个因素:人口规模和由此决定的适龄劳动力数量、劳动的参与率以及劳动时间。各方面的调查数字说明,我国人口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中国人多的是低素质的人,高素质的人却很缺乏;青少年劳动参与率和妇女就业率均高于世界水平。发达国家解决因经济结构变化、产业的兴衰转移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等因素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的措施是:采取扩大公共部门投资、促进部门经济结构变化等措施以增加就业机会,实施增加人力投资的人力开发政策。     

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及效应分析

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劳动力就业状态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生命周期规律及城乡差别,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加重女性社会保障系统负担；农业领域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政府要采取措施削弱伴随而来的负面效应。     

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

基于劳动参与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本文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养老保险覆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尤其对于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养老保险待遇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激励农村居民降低劳动供给,尽管养老保险待遇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农业劳动参与率,但农业劳动供给水平将会显著下降。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差异,新农保制度更倾向于将农村居民留在农业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民工综合保险倾向于激励他们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就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则鼓励他们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加速劳动力市场转变,需要构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代际支持、女性劳动供给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收敛−基于性别分工的视角

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年深日久,但相比世界很多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反而很高、性别工资差异也较低,中国文化中长期承袭着父辈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传统可能是缓解女性劳动供给约束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考虑父辈代际支持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父辈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对子女,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父辈的时间支持明显缓解女性劳动参与的时间约束,提高其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但没有发现对男性有显著影响,故有利于性别工资差异收敛;而父辈的经济支持均未发现对子女的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城乡进行区分后发现,父辈时间支持对城镇女性的作用比农村女性更强.文章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和性别工资收敛性的理解,对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也有一定启示.     

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在年龄较大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群组中表现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然而丈夫收入并不能充分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下降最大的家庭并不是丈夫收入增长最快的家庭。1995—2002年间丈夫收入仅仅解释了整体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12.87%,以及低收入家庭中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7.74%。与其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家庭收入提高从而家庭重新分工的自主选择,不如说是严峻的就业形势所迫。     

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联立估计

本文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了联立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市场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70%和5.50%;工资、教育年限、党员和户主身份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具有负向影响,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157和0.067.因而,实施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劳动参与和提升工资水平,有助于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分析--兼论动态博弈框架下教育决策的内生性问题

自从转型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即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在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又称FLFPR)出现了明显下降(LINCF，1999).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上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刚好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方说，：1992年～2001年间，波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由54．2％变为49．5％，下降了4．7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则由56％变为到了60．1％，上升了4．1个百分点。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人口红利的生发机制与深度开发研究——基于人的生产性视角

在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依赖生产型人口占比上升以获取人口红利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基于人的生产性视角,通过对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发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具有"摊薄"效应和"配比"效应。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参与率会削弱"摊薄"效应,改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和适配度会增强"配比"效应,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口红利深度开发的路径。据此文章提出了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教育水平、优化教育结构、改善劳动力健康状况、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参与率等对策建议。     

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多代直系家庭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是我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因而老年人在家庭照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文章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并实证分析了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及料理家务活动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6.3％,女性提高了14.3％,并且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幅度远大于男性.此外,隔代照料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而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上,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就业能力和工作性质的差距是异质性产生的重要原因.文章从老年人影响青年人劳动力供给的角度,验证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女性为何有条件更加“勤劳”.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家庭照料与城镇女性就业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女性在家庭劳动与职业劳动之间的角色冲突日益凸显。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NHS)数据及面板数据分析和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老人家庭照料责任对城镇女性职业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以期为女性就业、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照料老人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长时间、高强度的照料活动。与无照料责任的女性相比,与父母(公婆)同住、有照料责任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将下降0.215;高强度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将下降0.695。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1991—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为父母公婆提供家庭照料对女性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照料活动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提前退休决策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每周提供20小时以上高强度照料会使女性难以兼顾照料和工作,产生"门槛效应",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7.31%;对于仍然劳动的女性,照料责任会使其每周减少劳动时间2.8—4.8小时;每月劳动收入减少7.21%;对于45—49岁的城镇女性,家庭老年照料并没有显著提升其提前退休的概率。此外,照料责任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在居住安排和劳动力自身竞争力方面存在异质性。据此本文推断,家庭老年照料对于女性劳动力供给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经验发现为今后我国制定家庭照料者支持政策及劳动就业政策提供了依据。     

美貌溢价:劳动力市场歧视是主因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了具有不同身高等外貌特征的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及其来源.分解结果显示,较高男性的高收入几乎全部可以用人力资本、社会交际及其他劳动能力特征差异来解释,劳动力市场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非常小.较矮男性的低收入有60%可以用劳动能力特征差异来解释,有40%属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身高较高(矮)的女性的高(低)收入也主要源于劳动能力特征差异;对较矮女性来说,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具有相反的影响,即劳动力市场不但不歧视反而偏爱较矮的女性.因此,劳动力市场歧视并不是身高溢价的主要原因.然而,劳动力市场之外,在社交活动中的外貌歧视会通过增加社交网络差异而提高美貌溢价.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文章基于布拉斯相关生命表方法构建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模型对未来劳动力劳动参与率进行预测,通过设计多种方案,将不同政策变量纳入预测过程,并结合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纯的年龄结构变动倾向于减少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趋势。     

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31户的调查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发现年轻男性劳动力更倾向于提供非农劳动,拥有手艺、社区非农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都对非农劳动参与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教育的影响却并不明显,人均耕地量对非农劳动参与有负面影响.要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提高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率.政府除了要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外,还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努力改善农村社会发展环境.     

长期照护保险、女性就业与劳动平权——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和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受累于繁重的家庭照料负担,女性的劳动参与意愿、工作时间和收入水平长期受到抑制,在职业选择和工资待遇等方面也容易遭遇多重歧视.文章建立了包含老年照料和长期照护保险的世代交叠模型,发现长期照护保险不仅能够促进劳动力供给,而且能够提高劳动力收入.文章利用2010-2018年中国196个城市面板数据,基于济南市长期照护保险典型试点实践,首次采用合成控制法量化评估了长期照护保险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照护保险对女性就业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长期照护保险的实行使得女性就业率提升了5-15个百分点,月收入增加了426-556元,日工作时间提高了0.3-0.6小时.长期照护保险在试点期间主要是通过减轻女性家庭老年人照料负担来提升其劳动力供给,而通过发展养老护理及其相关产业进而增加女性劳动力需求这一作用的路径仍很微弱.进一步研究表明,长期照护保险在促进男女就业率平等和城乡女性收入平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长期照护保险的实行使得女性与男性就业率比提高了5-7个百分点,农村女性与城市女性收入比提高了15-36个百分点.文章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激励女性劳动参与和促进就业权益均等化提供了政策参考.     

最紧迫的三项改革议程

我认为,以下三项改革议题,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和新一届政府所无法回避的。这些议题既涉及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最具紧迫性。户籍制度改革首先,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将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此期间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其次,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疏通劳动力流动渠道,继续创造资源重     

家庭决策、教育体系与劳动参与率——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既可从劳动力需求不足的角度分析,又可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角度分析;文章尝试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失业问题,通过家庭决策、教育体系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劳动参与率特别是19岁以下人口劳动参与率过大的原因,进而找到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有效途径,以缓解目前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